两岸四地教唆犯探析

作者简介：许豪 男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2002级刑法硕士研究生100088
张倩 女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2002级刑法硕士研究生 100088


摘要：近年来，港澳台与大陆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不同法律传统与司法制度的冲突日益受到学者与司法工作者的关注，特别是在香港、澳门回归后，在一国两制的国家体制下，法律适用的协调本文在对两岸四地教唆犯从立法规定着手，进行深入的比较的，深入分析其理论根源及文化背景。
关键字：教唆犯 共同犯罪 从犯 正犯
教唆犯是指教唆他人犯罪的人。现代刑法理论对犯罪中止问题的研究已经非常成熟透彻，但是由于近一个世纪法律文化传统的差异，及对生活不同价值观念和追求，两岸在这个问题上也自然互有异同。本文拟对两岸四地教唆犯作一粗略比较，以期两岸四地在此问题上的刑事立法和刑事法学研究不断发展和完善。
一、两岸四地关于教唆犯的规定
作为共同犯罪人种类之一的教唆犯，是采用以分工为标准的分类方法划分出来的独立共犯种类，因此它在刑事立法中与共同正犯与从犯相并列。台湾地区刑法中关于教唆犯的分类亦采取此论并沿用至今。大陆刑法将教唆犯与主犯、从犯、胁从犯并列。澳门刑法没有专门规定教唆犯，而是将教唆犯归入正犯的一类。香港刑法对教唆犯没有专门规定共同犯罪有没有规定，而是将其归入从犯，“任何人协助、怂使或促致他人犯罪，即属从犯。”
关于教唆犯的概念，
澳门刑法没有专门规定教唆犯，但在刑法典第25条规定：“故意使他人产生作出之事实之决定者，只要该事实已实行或开始实行，亦以正犯处罚之。”
香港将罪犯分为主犯和从犯，“帮助、唆使、劝诱或促成他人犯罪的”人属于从犯（二级共犯），“教唆他人犯罪，是指明知（或蓄意漠视）。某人存有致罪意念，并明知当时的情况构成犯罪，却在该人犯罪时而故意鼓励或怂恿该人犯罪。”1 同时在不完整罪中规定了教唆罪。“教唆他人犯罪本身即是犯罪”2 。但香港的“教唆罪不是由立法而是由普通法创制的犯罪。因此，对于何种行为构成教唆罪，由判例法确定。”3
对于教唆犯的处罚两岸四地也有不同的规定，大陆刑法典第29条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它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如果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教唆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
台湾刑法第29条第2款规定：“教唆犯，依其所教唆之罪处罚之”。第3款规定：“被教唆人虽未至犯罪，教唆犯仍以未遂犯论。但以所教唆至罪有处罚未遂犯之规定者，为限”。
澳门刑法对于教唆犯，只要教唆的犯罪“已实行或开始实行，亦以正犯处罚之”，即以其所教唆的罪的正犯处罚。
香港《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89条规定：“任何人帮助、唆使、劝诱或促成主犯犯罪的人，与他人构成同罪。”即主犯构成盗窃罪从犯亦构成盗窃罪，但这并不意味主犯与从犯要判同样的刑罚。如果正犯比较年轻，而帮助、唆使、引诱、促成者较为年长或经验丰富，则后者便可能得到更严厉的惩罚。4
二、比较
（一）立法比较
一般认为，教唆犯不是独立犯罪的罪名，是按分工为标准的分类方法划分出来的独立共犯种类。对于共同犯罪人的分类主要有：1、二分法，把共犯分为正犯和从犯两类（或者主犯和从犯），而教唆他人犯罪和帮助他人犯罪的都以论处从犯。2、三分法，将共同犯罪人分为正犯、教唆犯和从犯（或者主犯、教唆犯和从犯）。4、四分法，不共同犯罪人分为组织犯、实行犯、教唆犯和帮助犯。各国的立法也是从共同犯罪的角度确定教唆犯的含义。
大陆和台湾对教唆犯有专门的概念。大陆刑法典第29条第1款规定：“教唆犯是指故意唆使他人实施犯罪的人。”台湾刑法第29条第1款规定：“教唆他人犯罪者，为教唆犯。”澳门和香港没有教唆犯的概念
大陆和台湾刑法都将教唆犯定义为：“教唆他人犯罪的”。大陆和台湾刑法对共同犯罪人的分类都采取了三分法，但采取的分类标准不同。
澳门将教唆犯规定在正犯之中，“故意使他人产生作出之事实之决定者，只要该事实已实行或开始实行，亦以正犯处罚之。”香港将罪犯分为主犯和从犯，“帮助、唆使、劝诱或促成他人犯罪的”人属于从犯（二级共犯），（这里“教唆他人犯罪”，“是指明知（或蓄意漠视）某人存有致罪意念，并明知当时的情况构成犯罪，却在该人犯罪时而故意鼓励或怂恿该人犯罪”5 ；怂使他人犯罪是指某人犯罪之前故意劝导、唆使或鼓励该人犯罪（Callaem [1986]QB·808·）；促使他人犯罪，是指在某人犯罪至于故意力图该人犯罪（Attorey General’s Reference (NO.1 of 7975)如果）；）同时在不完整罪中规定了教唆罪。但是香港刑法的教唆罪与共同犯罪中规定的“帮助、唆使、劝诱或促成他人犯罪的”二级主犯不是同一个概念， “它们之间关键的不同之处是：被告人在被定为二级主犯之前，必须是实际上已实施了犯罪；而教唆罪并无这一要求。被告人试图影响被教唆者实施犯罪时，就意味着实施了教唆罪。”6 二级主犯是在一级主犯产生犯意、实施犯罪行为之后“帮助、唆使、劝诱或促成”其犯罪的，不同于我们研究的造意犯，相当与我们共同犯罪从犯的帮助犯。二者区别在于，帮助犯属于从犯而教唆犯在共同犯罪的地位不确定，看教唆者在共同犯罪起到作用。此文我们对于此不作探讨。下文中着重探讨香港刑法规定的教唆罪。
将教唆犯独立规定说明大陆和台湾刑法的教唆犯的重视。台湾将共同犯罪人分为正犯、从犯和教唆犯，而大陆刑法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但是“教唆犯不是我国刑法规定的共犯人中的独立种类”7 ，将教唆犯与主犯、从犯和胁从犯相并列，混淆了共同犯罪人的分类，后三者是按作用为标准的分类，而教唆犯是按分工为标准的分类。按照作用为标准的分类便于定罪量刑。相比较，台湾关于教唆犯的分类更具有合理性。
（二）成立条件
大陆刑法理论根据刑法的规定，一般都认为教唆犯是故意地唆使他人实施犯罪的人。因此构成教唆犯需要具备如下要件：首先，从客观方面说必须由教唆他人犯罪的行为或者教唆行为引起被教唆人实施所教唆的犯罪。其次，从主观方面说，有教唆他人犯罪的故意。8 台湾学者也认为，“教唆犯之成立要件包括教唆故意（主观要件）与教唆行为（客观要件）。”9 同时大陆和台湾刑法都认为客观方面只要教唆者实施了教唆行为足以，而不要求被教唆人是了所教唆的犯罪为必备要件。
澳门刑法典在正犯中规定了教唆行为，认为正犯必须是“亲身或透过他人实行事实者，又或与某人或某些人透过协议直接参或共同直接参与事实之实施者，均以正犯处罚”。显然如果被教唆者没有实施被教唆之罪，教唆者与被教唆者不构成共同犯罪，澳门刑法没有规定教唆行为构成犯罪，按照澳门刑法对教唆者不能处罚。因此，教唆者构成犯罪必须是教唆者与被教唆者成立共同犯罪。根据澳门刑法，教唆者构成犯罪要求：教唆者与被教唆者主观上又共同犯罪的故意，客观上被教唆者实施了被教唆之罪。
香港的教唆罪要求“控方必须证明存在教唆犯罪的行为和影响被教唆者实施犯罪的故意”10 。几乎所有试图影响他人犯罪的手段都是教唆行为。“行为人可以以威胁、事假压力和说服为手段‘教唆’他人犯罪”（Invicta Plastics Ltd v Applin [1973] RTR 251）。教唆行为不一定要指向特定的人。在印维克他塑料有限公司（Invicta Plastics）一案中，报纸刊登的广告说物品的优点是可用来实行犯罪。现在的法律还要求，教唆者必须知道或相信被教唆者有实施犯罪的一天。尽管这一广告针对的是世界上不特定的对象，但也被认为是教唆行为。但是教唆内容必须是由判例法规定的犯罪行为。
（三）刑事责任
确定教唆犯的形式责任首先明确教唆犯的性质。关于教唆犯的性质，刑法理论界主要存在两种学说，即独立性说和从属性说。前者是指教唆犯行为完全独立于实行行为，教唆行为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教唆行为就是构成教唆犯罪客观要件的行为，其刑事责任不以实行行为犯的刑事责任为转移；后者是指，教唆犯的教唆行为附属于实行犯的犯罪行为，因为直接破坏法律规范的是实行犯的实行行为，教唆行为并不直接破坏法律规范，因而教唆犯的刑事责任也以实行犯的刑事责任为转移。
二重性说是目前大陆刑法学界的通说观点，主张大陆刑法中的教唆犯是独立性与从属性的有机统一。该说认为，就教唆犯与被教唆者的关系而言，教唆犯具有从属性；另一方面，教唆犯的教唆行为本身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它使得教唆犯与被教唆者之间产生联系，同时使得教唆犯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暴露于世，因而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又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具有相对独立性。根据这种相对独立性，教唆犯实施教唆行为，无论被教唆者是否接受教唆并实施犯罪，教唆犯的教唆行为本身都构成犯罪。可见，教唆犯具有从属性和相对独立性相统一的二重性。（注：参见伍柳村：《试论教唆犯的二重性》，载《法学研究》1982年第1期。）
大陆刑法理论和刑法典将教唆行为分为独立教唆和共犯教唆两种：前者是指凡实施教唆行为，即使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唆之罪的，也可以构成教唆犯，基于此大陆刑法第29条第2款规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后者是指出来实施教唆行为之外，还必须被教唆人实施了所教唆的犯罪才能成立，同时教唆犯罪的教唆行为与被教唆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对于独立教唆“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共犯教唆“应当按照它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即根据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而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分别视为主犯或者从犯适用不同的处罚原则。 台湾刑法仅笼统地规定：“教唆犯，依其所教唆之罪处罚之”。这是由于两地所采取不同的分类标准，大陆刑法主要依据行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进行分类，有利于教唆犯定罪量刑。而台湾依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进行分类。台湾刑法还规定对教唆犯的处罚“以所教唆至罪有处罚未遂犯之规定者，为限”。此处显示教唆犯从属性。
澳门刑法没有规定独立教唆行为，对于教唆犯的规定，完全采取了从属性说，对“故意使他人产生作出之事实之决定者”的处罚以被教唆者是否已经“实行或开始实行”被教唆之罪。换言之，如果被教唆者没有实施被教唆之罪，对教唆者是构成犯罪。澳门刑法对于教唆犯，只要教唆的犯罪“已实行或开始实行，亦以正犯处罚之”，即以其所教唆的罪的正犯处罚。显然将教唆犯完全视为正犯过于机械，也与教唆行为的世界危害性程度不相吻合，不利于体现罪责相应原则。
香港《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89条规定：“任何人帮助、唆使、劝诱或促成主犯犯罪的人，与他人构成同罪。”即主犯构成盗窃罪从犯亦构成盗窃罪，但这并不意味主犯与从犯要判同样的刑罚。如果正犯比较年轻，而帮助、唆使、引诱、促成者较为年长或经验丰富，则后者便可能得到更严厉的惩罚。11 这里的规定是对共同犯罪中二级主犯的规定，并不是我们上述意义上造意犯的纯粹教唆犯的处罚。
香港刑法单独规定教唆罪，未将教唆罪的行为归属于任何共同犯罪行为。虽然“被告人试图影响被教唆者实施犯罪时，就意味着实施了教唆罪”，但是香港刑法对教唆罪的处罚并不是采取独立性说，因为“在犯罪的故意还停留在一个人思想里，教唆者没有教唆他人（被教唆者）犯罪之前，或者教唆者和被教唆者没有同意共同犯罪之前，不存在任何犯罪。” 12 现行法律要求，教唆者必须知道或相信被教唆者有实施犯罪的意图。在柯尔（Curr [1968] 2 QB 944）一案中,被告人被控犯有教唆妇女实施《1945年家庭补助法案》规定的犯罪，即收集这些妇女没有权利享有的社会安全补贴。被告人的定罪被推翻，理由是控方不能证明被教唆的妇女知道子被教唆实行的行为构成犯罪，并有构成本罪必须具备的犯罪意图。

参考文献：
1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0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2页。
2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0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7页。
3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0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7页。
4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0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2页。
5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0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2页。
6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0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9页。
7 张明楷《教唆犯不是共犯人中的独立种类》，载《法学研究》1986年第3期。
8 高铭暄主编《中国刑法学》1989年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01－202页。
9 林山田著《刑法通论》1986年2月版，三民书局，第219页。
10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8页
11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0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2页。
12 罗德立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纲要》1996年10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7页。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旅游业管理条例


（2002年7月1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2002年9月27日云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加强旅游业管理，维护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州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自治州行政区域内参加旅游活动、从事旅游经营和旅游管理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发展旅游业，应当坚持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相结合，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发挥区位优势，突出热带雨林风光、珍稀野生动物和民族文化的特色。

第四条 自治州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州旅游业的管理工作。县（市）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旅游业管理工作。

州、县（市）的计划、工商、建设、交通、林业、文化、卫生、物价、公安、质量技术监督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对旅游业实行管理。

第五条 旅游行业协会应当依法开展活动，依照章程对其会员的旅游经营活动进行协商、监督和指导，并接受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第六条 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应当设立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并列入财政预算。

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参照《云南省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七条 自治州旅游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计划、建设等有关部门编制全州旅游业发展规划，报州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县（市）人民政府根据自治州旅游业发展规划，编制本行政区域内的旅游业发展规划，报州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八条 自治州、县（市）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和健全旅游信息网络、旅游调查统计制度和节假日旅游预报系统，为旅游经营者提供旅游市场信息服务。

第九条 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应当鼓励投资者参与旅游开发项目的投资，开发加工具有西双版纳历史、文化内涵和当地少数民族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土特产品、工艺品及其他旅游消费品。

第十条 新建、改建、扩建旅游景区（景点）的项目，应当符合自治州城市总体规划和旅游业发展规划，报州建设、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后，方可向计划部门申报立项。

旅游景区（景点）建设项目竣工后，应当由旅游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管理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接待旅游者。

第十一条 开发建设旅游项目不得破坏热带雨林、珍稀野生动物栖息地等自然资源、人文景观和民族文化遗产。

旅游景区（景点）的建筑物，应当突出当地少数民族建筑的风格和特点。

禁止兴建、兴办有损民族尊严、妨害宗教信仰和伤害民族感情的旅游项目和活动。

第十二条 旅游行业实行定点管理制度。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旅游定点经营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年度审验。

具备条件的景区（景点）、宾馆、饭店（酒店）、商店、文化演出场所、摄影摄像公司、旅游商品生产企业、交通运输企业等旅游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可以向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定点经营申请，经州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批准，授予旅游定点标志牌，方可接待旅游团队。

旅游定点标志牌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转借。

第十三条 旅行社、宾馆、饭店（酒店）、旅游景区（景点）、旅游车船公司等经营单位的管理人员、服务人员必须接受职业道德教育和岗位专业培训，遵守职业道德。国家规定必须具有职业资格或者专业技术资格的，应当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持证上岗。

第十四条 旅游景区（景点）、宾馆、饭店（酒店）、商店、餐厅不得以回扣等手段诱导旅游车驾驶员和导游员带团队购物、就餐；不得以欺诈手段向游客高价销售质价不符的商品、食品。

第十五条 对经营珠宝玉器等贵重旅游商品的定点商店，实行质量保证金制度。

质量保证金缴纳和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州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六条 宾馆、饭店（酒店）应当按照所评定的星级标准提供服务。未评定星级的宾馆、饭店（酒店）不得使用星级名称开展经营和促销活动。

第十七条 旅游经营者应当公开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不得擅自提高收费标准或者减少服务项目，降低服务质量。

第十八条 经营涉及人身安全的客运、索道、缆车和探险、漂流、大型游乐场等特种旅游项目的，必须取得安全许可证，方可运营。

第十九条 旅行社的申办或者设立分社的审批及管理，依照《旅行社管理条例》办理。

旅行社不得以增设营业部为名变相成立新的旅行社或者将营业部承包、租赁给他人经营，不得委托非旅行社单位或者个人代理或者变相代理旅游业务。

第二十条 旅行社应当与旅游者签订合同。合同应当明确约定行程安排、服务项目、价格标准、违约责任等事项。

旅行社及其导游员、驾驶员必须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服务。未经旅游者同意，不得擅自改变行程和服务对象、减少服务项目或者加收服务费用。

第二十一条 旅行社违反合同约定降低服务标准的，应当及时采取补救措施。给旅游者造成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合同有约定的，按照约定赔偿；无约定的，按照实际损失数额赔偿。因不可抗力减少旅游服务项目或者降低旅游服务标准的，应当返还相应的服务费用。

旅行社违反合同约定擅自提高交通、食宿、导游服务标准的，增加的费用由旅行社承担。

第二十二条 旅行社不得将已签订旅游合同的旅游者转给其他旅行社接待；因特殊情况确需转团的，必须征得旅游者书面同意，并承担相应增加的旅游费用或者退还未提供服务项目的旅游费用。旅游者不同意转团的，旅行社除了返还旅游者预付的旅游费用外，还应当按旅游者所预付旅游费用的20％补偿；合同有约定的，按照合同约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旅行社因旅游者擅自解除旅游合同而造成损失的，可以从旅游者所交旅游费用中扣除相应数额补偿。合同有约定的，依照约定执行；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补偿数额最高不得超过旅游费用的20％。

第二十四条 旅行社与其他旅游经营者发生业务往来的，可以按照合同约定收取一定的佣金，但双方必须如实入账。

第二十五条 旅行社应当与聘用的导游员签订劳动合同，保障导游员的工资和福利。

旅行社在选用导游员时，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选用当地少数民族人员。

第二十六条 导游员从事导游活动，应当由旅行社委派，持证上岗，并着当地少数民族服装。

导游员在导游活动中，应当语言规范，举止文明，不得向游客曲解少数民族文化、风俗习惯。

第二十七条 旅游车船驾驶员、导游员不得诱导、胁迫游客购物，或者向商品经营者提供旅游者的身份资料。

第二十八条 自治州、县（市）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旅游投诉制度，公布投诉电话，受理和查处旅游投诉。

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接到旅游者投诉后，应当在5日内审查完毕。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在30日内作出处理决定，并答复投诉者；认为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及时转交相关部门处理，并通知投诉者。

第二十九条 旅游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应当自觉接受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依法检查。

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时，必须持云南省人民政府统一制发的行政执法证，并佩带明显标志。对不出示证件和不佩带标志的，旅游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有权拒绝检查。

第三十条 对促进旅游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或者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可强制拆除；拆除所发生的费用由兴建项目的单位和个人承担。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的，责令停业整顿，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旅游定点单位资格，取消旅游标志牌。

（三）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规定的，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经营许可证、导游证，对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五）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六）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的，责令改正，可以并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由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开发项目，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由技术质量监督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可以并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办理。

第三十四条 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由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由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报经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公布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