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同解除权行使的路径选择
杜晨妍 东北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副教授 ／孙伟良 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内容提要: 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立法价值目标应首先选择安全价值，由此决定了解除权的行使应当采用以明示方式为主。在认同通知解除的基础上，正确理解合同解除的国家参与性质，赋予当事人以选择权，允许解除权人通过诉讼及时解决合同纠纷。并通过突出解除权人的权利主体地位，明确解除异议权的从属性质，实现当事人意思自治解除合同与法院或仲裁机构解除合同的逻辑衔接。
合同法定或约定解除条件的成就，只会导致相关当事人享有解除权，而非当然导致合同解除，解除权人只有严格按照法定的方式和程序行使权利才能够获得法律所赋予的效力。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官对《合同法》第96条的理解不同，使合同解除权的诉讼解除方式处于有争议状态，进而影响了交易秩序的稳定。我国现行立法的不完善是造成实践中司法困境的主要原因。基于我国现状，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立法价值目标应首先选择安全价值，由此决定了解除权的行使应当采用以明示方式为主。同时，在认同通知解除的基础上，应正确理解合同解除的国家参与性质，赋予当事人以选择权，允许解除权人通过诉讼及时解决合同纠纷，避免损失扩大。
一、问题的提出
《合同法》第96条对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方式做出了明确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94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1]正是这一条看似明确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却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其争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很多当事人认为自己具备了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权，通知对方解除合同，但却由于对方的异议，使合同解除通知的效力处于有争议的不确定状态;二是解除权人未履行通知程序，直接起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却被法院驳回。例如，A国有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B公司。2008年2月，A公司与C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A公司转让其全资子公司B公司的90%给C公司，合同价款为1000万元。双方约定，上述股权转让合同经A公司所在地国有资产管理局批准生效。并约定，如上述协议获得批准后，C公司即支付200万元，余款在工商变更登记后5个月内一次付清，逾期按总价款支付10%的违约金。同年2月底，协议获得批准，C公司于3月1日支付A公司200万元。B公司所在地工商局于同年3月20日对B公司的股东变更进行了登记，并予以公告。工商登记5个月后，A公司于同年9月底向C公司催要欠款800万元未果。2009年11月，A公司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在合同领域内，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属于私力救济，只能由当事人行使，公权力不能介入，解除权的主体是合同当事人而非人民法院。享有解除权的当事人有选择解除合同与否的自由，人民法院不能依职权干预，解除通知由权利人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送达给对方当事人即可。因而，对原告A公司的合同解除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再如，实践当中解除权行使大量出现在承包合同当中，尤其是发包方以承包方违反约定为由单方解除合同的情形相当常见，一方面发包方利用优势地位动辄随意解除合同，另一方面，承包方往往因对解除合同不满走上诉讼甚至上访之路。而司法实践中对于合同解除的把握也不尽一致，这更使得合同解除权纠纷成为合同纠纷案件中的焦点和难点问题，因此相关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总之，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官对《合同法》第96条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不同的判决结果。有些法官认为只要当事人具备了合同解除权，可以直接判决解除合同，而忽略了解除权相对人的异议权;有些法官则认为，法律规定解除合同应当以向对方发出通知的方式进行，不能直接由法院判决解除合同。即使当事人履行了通知程序，合同已经解除，法院可以确认合同解除的后果，也无需判决解除合同。换言之，法院并无判决解除合同的权力，只有对合同是否解除予以确认的权力。因此，直接判决解除合同将面临超越职权的困境。那么，如前所述，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到底应当包括哪些方式呢?笔者认为，任何一种法律制度的构建都应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我们当前面临的现实情况是市场主体守法意识不强、诚信意识淡薄，一旦发生解除行为时合同双方对解除权人的权利地位及解除效力往往存在较大争议，而使合同这一“法锁”演变成“泥潭”，本应发挥解锁功能的解除行为反而使双方越陷越深、无法自拔。因而，当民事主体的私力救济手段出现局限性时，就需要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公力救济的介入，来避免因权利滥用而引起的交易秩序的不稳定。从这一角度来说，我国立法对于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规定不宜过于单一。而解决这一路径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首先，要明确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本质属性;其次，确定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立法价值目标。
二、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理论解析
总体来说，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方式其实是一个精巧的机制，应当说，当合同当事人被赋予解除权的同时，也被附加了及时、严格按规定行使的义务。这样做的目的可以保证解除权的正确行使，发挥解除权的作用，它应当具备以下功能:其一，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能够为解除权的运作提供明确的方式方法和步骤、途径，使依法定方式行使权利的民事主体获得法律上的保障力和结果上的确定性;其二，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能够通过对权利人的有效约束，防止权利被滥用，同时防止权利行使不及时;其三，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通过对被解除权人的有效保护，给对方一个平等对话的机会和平台，有利于相对方提出反对的合理意见并得到法律的支持，实现合同主体利益的均衡，避免显失公平结果的出现。总之，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方式是解除权实现的手段，是合同解除权人合法权益实现的机制保障，它直接关系到解除权人利益能否实现。
从各国的立法例来看，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作为权利主体的意思表达方式，总体上可分为明示和默示两种。大陆法系国家中关于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主要有裁判解除、行为解除、自动解除三种模式，其中前两种模式又被划分为明示解除，自动解除模式则被视为默示解除。第一，裁判解除模式，即通过法院裁判而解除合同。法国是为数不多采用诉讼方式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国家，法律不允许契约一方当事人因为另一方当事人违反契约而自己取消契约，而必须诉诸法院。这样做的原因是只有在契约被严重违反的情况下，才被允许将其废除，即一方当事人失去了因契约所带来的收益，其承诺已经毫无意义。因而契约的取消不能没有法院的监督，因为取消契约可能导致对另一方当事人相当数量的赔偿费。并且，法院还要审查当时的情况，给予过错的一方当事人以补救时间履行义务是否合适。这些规定体现出《法国民法典》深受罗马法的影响，罗马法中关于契约的形式正义的价值观，体现在合同法中就是合同信守原则，因此要严格限制合同解除权的行使。随着贸易的发展，合同的纠纷也随之增多，繁琐的司法程序以及诉讼成本对非违约方寻求救济、避免损失扩大带来很多不便。同时，将合同解除权视为司法行为的做法存在明显弊端，这种方式给当事人带来交易上的不便，并使当事人之间的交易关系极不稳定。[2]因此，《法国民法典》也有例外规定:关于商品及动产的买卖，逾协议期限买受人未受领其买受物者，为出卖人的利益，不经催告，买卖即当然解除。
第二，行为解除模式，也可称为通知解除模式，即通过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来行使合同解除权，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将解除合同的意思送达给对方当事人就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目前多数国家采用这种模式。《德国民法典》第349条规定:解除合同，应以意思表示向另一方当事人为之。第351条规定:合同一方或另一方为数人时，只能由其全体或者对其全体行使解除权。解除权对解除权人之一消灭时，对其他解除权人亦随之消灭。第352条规定了债务人的抵销可使另一方的解除无效。第353条规定了支付解约金解除合同的两种情况。
第三，自动解除模式，是指只要符合解除条件，合同自动解除，而不以当事人意思表示行为为必要。日本法采纳了此种模式。《日本商法典》第525条规定:当解除条件具备时，合同当然、自动解除，无需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这种方式虽然可以迅速导致合同的解除，但没有充分考虑到当事人的意志，特别是没有充分考虑到有解除权一方的利益。例如，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可能并不希望解除合同，而是希望对方继续履行，若采用自动解除方式，则不管解除权人是否愿意都要导致合同解除。[3]而《日本民法典》第540条却明确规定:(1)依契约或法律的规定，当事人一方有解除权时，其解除以相对人的意思表示进行;(2)前款的意思表示，不得撤销。根据该法第541条、第542条的规定，因履行迟延，应经催告后不履行的，才可以解除契约;定期不履行不能达到契约目的的，可以不发催告，即行解除契约。第544条规定了解除权的不可分性，基本上采纳了《德国民法典》的做法。可以看出，日本法虽然认可自动解除模式，但也是以行使解除权的解除行为为一般规定，以自动解除为特殊规定。
通过对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功能分析和对各国立法例的比较考察，我们发现合同自由与国家干预反映着合同法所具有的不同功能和价值。合同自由的价值取向是鼓励交易，侧重效率;国家干预的价值取向是保障交易安全，侧重社会公平。不难发现大陆法系各国对于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立法价值目标均首要选择了安全价值，由此也决定了解除权的行使方式以明示为主。因为合同成立即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特定权利义务关系，即债的经济关系。这种债的经济关系就在于确认债务人负有给付义务，债权人有要求给付，实现其特定利益的权利。在合同没有履行或履行完毕之前，根据约定或法律规定，当事人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解除权一经产生，原来因为合同而建立的经济关系即受到影响，即不仅债务人“可能”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债务而致债权人利益不能期待实现，而且债权人即解除权人也“可能”不再接受债务人的给付。而双方都是“可能”而不是“必然”，从而使得原来的经济关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直接影响了交易安全。合同解除权行使制度的建立正是为了消除这种不稳定状态或不安全状态，因此，如果行使解除权采用默示方式的话，就是用一种不安全的方式去解除已经存在的不安全状态，如此是不可能实现合同解除权行使制度的目的。
在这三种模式中，合同解除权行使的最优方式是什么?自动解除具有经济、快捷的优势，体
现了合同法的效率价值，但却有危及交易安全的风险，使合同法的安全价值目标难以实现。明示解除行为虽相对于默示解除来说不便捷，但却有利于交易安全。归根结底这是立法价值的选择问题，也可以说是合同法安全价值与效率价值的平衡问题。自动解除模式使合同解除迅速便利，但却没有充分考虑解除权相人的利益，且易发生争议，有利于交易便捷，但不利于交易安全。裁判解除模式有利于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对保护交易安全有重要意义，不足之处在于不够便捷。行为解除模式则能够充分考虑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同时强调交易的安全和便捷，正因为如此，这种合同解除模式被大多数国家所采用，也为我国立法者所认可。
三、对我国通知解除合同模式的理论解析
依据《合同法》第96条规定可以看出，我国采取的也是行为解除模式，由于解除行为主要是以各种形式的通知来完成的，所以通常又把行为解除模式称为通知解除模式。无论在约定解除还是法定解除的情形下当事人都可以采取通知的方式行使解除权，在通知到达对方时合同便告解除。在对方未对合同解除表示异议的情况下，无须由法院或仲裁机构介入来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这也充分反映了解除权作为形成权的法律性质。目前各国对于以通知方式来行使合同解除权已没有多大争议，但对于通知形式的要求却缺少进一步的明确规定。而在学说解释上，提起解除合同并请求恢复原状或损害赔偿的诉讼、对对方的履行请求之诉提出抗辩，也可以构成解除的意思表示。[4]司法实践中一般的作法是要求解除权行使一方能够证明对方确实收到了合同解除的通知，由于通知可能采用书面、口头等多种形式，这就又给司法实践在认定通知是否到达问题上带来了一定困难。
第一，关于口头解除通知。口头解除通知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其隐患在于后期举证困难，容易引发损失扩大。口头形式是指当事人通过语言为意思表示而解除合同的行为，而不是以文字等书面形式完成合同解除的形式。目前，我国有很多学者赞同解除通知采纳口头形式，认为口头形式的优点表现为简便易行、快速简洁、成本较低，既然法律并未明确规定解除合同必须采哪种形式，那么只要当事人可以适当地运用，并有利于合同的解除，就都可以采用。对此观点笔者并不赞同，理由是:其一，口头形式虽具有便捷的特点，但很明显，口头形式追求的是合同法的效率价值目标。但过分追求效率却不利于交易安全;其二，口头形式缺乏文字依据，当发生法律纠纷时往往又会因解除权人缺少已经行使解除权的证据，使其利益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所以，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的市场发展情况下，以口头通知解除合同的情形下，必须同时做好现场鉴证等相关事宜。
第二，关于公告解除。《合同法》第11条对合同书面形式的内涵做了明确的界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因而，笔者认为当事人在行使解除权时也同样可以信函、传真、电报和电子邮件等任何适当的方式进行。但有观点认为:“对通知的形式，合同法未作特殊的要求，因此它可以包括国际上惯用的声明、要求、请求”这就意味着公告、声明、登报启示等形式在一般情况下可以成为通知所采用的方式。从法理上来说通知应当是特定的人将事项告诉另一特定人的行为。所以说，通知不同于以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作为相对人的公告、店堂声明、告示等。行使合同解除权的通知应是对特定人的告知，是合同相对性的体现。另外，若解除权人采取公告、声明、登报启示等形式进行通知，对权利人来说既没有节约交易成本也不简便，而对于相对人来说，也可能会因为没有及时看到通知而继续为履行做准备，当准备履行合同时才被告知合同早已解除，由此可能会给相对人造成损失。这样既违背了合同解除权行使程序安全价值目标，又违背了合同解除权行使制度所追求的利益衡平的根本宗旨。因此，对于通知的书面形式，笔者不赞同将公告、声明、登报启示作为书面形式的内涵而包括进去。但可将其作为例外予以单独规定，如因相对人下落不明时，人民法院则可选用公告、声明、登报启示形式做出解除的通知。
第三，关于解除通知的生效。解除合同的通知自到达相对人起生效。解除权作为形成权，它不需征得对方的同意，仅凭单方的意思表示就可以发生预期的法律后果。因而，对于解除通知的生效时间的界定十分重要，这关系到合同效力何时归于消灭的问题。对于通知的生效时间，按英美法系国家的对价理论，在英美法系采纳的是“发信主义”原则，即允诺一经发出，即产生效力。按此推理，解除通知应以解除权人发出的时间为解除通知生效时间。但在大陆法系国家，包括我国在内，均采用“受信主义”原则，即到达生效，也就是说解除通知的生效时间为到达解除权人相对人的时间。笔者赞同解除通知采纳到达生效原则，解除通知以到达收件人所能控制的范围内为准。具体来说，书面通知以送到收件人的营业地或通讯地址时视为到达;采用数据电文形式的通知，若收件人指定系统接受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若未指定特定系统，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为到达时间。此外，相对人可以亲自接受通知，也可以授权给第三人接受通知，因而通知到达享有代理权的代理人时也应视为到达，进而产生解除的效力。
总之，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方式其实质是解除权人的意思表示方式。《合同法》第96条对于解除的意思表示的方式未作特别限定，既赋予了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解除合同的便利，又赋予了另一方对解除通知提出异议的权利，从总体上看是比较完备的。
四、对我国诉讼解除合同模式的理论解析
应当说，通知解除对解除权人来说是一种极其便捷而有效的救济措施，是否行使解除权以及何时行使解除权，完全取决于权利人自身的意思表示，但如行使不当则极易导致权利的滥用，最终造成对方当事人的重大损失。通过前面对各国立法例的比较考察我们看出，法国正是为了避免权利滥用行为的发生，才强调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必须通过诉讼的方式。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诉讼方式有时也简称为司法解除，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不能仅由当事人的意志决定，需要通过司法程序对其进行审查、确定。司法解除有助于避免解除权人滥用解除权，但却不利于解除权人运用解除权实现解除合同的目的，及时从合同中解脱以避免更多损失的目的，使解除权之功能发挥大打折扣，因而现今大多数国家都趋于采取通知解除的模式。以司法解除为代表的法国，为了克服司法解除的弊端，也开始规定了解除权行使程序的特殊情形及例外，[5]这种做法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相比已经比较接近了。那么，我国立法是否应当采纳诉讼解除这种权利行使方式呢?
根据《合同法》第96条规定，我国立法对于通知解除和诉讼解除这两种形式其实都给予了肯定，目前学术争论的焦点问题是:合同解除权人是否可以不履行通知程序而直接起诉要求解除合同或确认合同效力?对此主要的学术观点有两种:肯定说和否定说。持肯定说观点的学者认为，应当支持解除权人通过诉讼的形式行使解除权，这样可以避免解除权人滥用权利，实现合同法的安全价值。否定说不支持解除权人通过起诉来解除合同，其认为“解除通知是当事人以自行通知的方式进行，进而排除了裁判机关的介入和参与;只有相对方可以提起解除合同异议之诉。”对诉讼解除持否定说的学者大多是以《合同法》第96条之规定[6]为论证依据的。持否定说观点的学者认为，如果允许解除权人通过起诉的形式行使解除权，就违反了《合同法》第96条之规定。理由是:“其一，该法只规定了由合同解除权人以通知的方式解除合同，按照法律的反向解释法，不得由裁判机关解除合同;其二，该法规定相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按照反向解释，解除权人无权提起合同解除形成之诉，也无权提起合同解除确认之诉，关于解除合同效力的诉讼只能由相对方提起。”[7]
甘肃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责任规定
甘肃省人民政府
甘肃省人民政府令
第101号
《甘肃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责任规定》已经2013年8月2日省人民政府第18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10月1日起施行。
省 长 刘伟平
2013年8月7日
甘肃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责任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落实环境保护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甘肃省环境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第三条 企业事业单位作为环境保护工作的责任主体，对其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负责。
第四条 环境保护工作坚持预防为主、科学规划、综合治理的方针，实行谁开发谁保护，谁利用谁补偿，谁污染谁治理。
第二章 政府职责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主要承担下列职责：
（一）将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
（二）制定并实施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
（三）组织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综合整治。
（四）当环境受到严重污染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减轻危害。
（五）处理环境污染事故，建立健全环境应急机制，提高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能力。
（六）对保护和改善环境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六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落实上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做出的环境保护决定；协助上级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排查环境事故隐患，制止环境保护违法行为。
第三章 部门职责
第七条 环境保护部门承担下列职责：
（一）建立健全环境保护有关制度规定。
（二）对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进行监督考核。
（三）制定本行政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四）组织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查，提出审查意见和建议；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组织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
（五）指导、协调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调查和处理环境污染纠纷，协助地方政府处理环境污染事故。
（六）负责建设和管理环境监测网和环境信息网；负责环境质量监测、生态环境监测、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和突发事件的应急环境监测；组织编报环境质量报告书和环境年鉴，发布环境质量公报。
（七）负责在用机动车的环境保护检验及环境保护标志的发放。
（八）监督管理企业事业单位的排污行为，查处环境违法违规行为；组织开展环境保护执法检查活动；依法征收排污费。
（九）负责对电磁辐射污染、放射性同位素及射线装置的放射性污染进行监督管理。
（十）负责对自然保护区的综合管理和生态环境的监督管理。
（十一）组织环境保护科技发展、科学研究和技术示范工程；指导和推动环境保护产业发展；组织开展先进适用环境保护技术、设备的推广应用。
（十二）开展国内和国际间环境保护的合作和交流。
第八条 发展和改革部门承担下列职责：
（一）提出符合环境保护的国民经济发展、价格调控和综合平衡、优化经济结构的目标和政策。
（二）未提供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文件的建设项目，不予办理审批、核准、备案手续。
（三）负责落实差别电价政策，城镇污水、垃圾处理收费政策以及有利于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的价格政策，逐步建立环境价格体系。
（四）负责节能减排的综合协调工作，组织推动节能降耗工作，协调和推进清洁生产工作，配合环境保护部门制定和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第九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承担下列职责：
（一）未提供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文件的建设项目，不予办理审批、核准、备案手续。
（二）执行符合环境保护的产业政策，指导督促工业企业落实环境保护相关制度，推动企业节能降耗；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清洁生产推进工作，督促企业开展技术改造。
（三）协助环境保护部门制定和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监督落实工业结构调整计划和措施。
第十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承担下列职责：
（一）未提供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文件的建设项目，不得批准建设；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不合格的建设项目，不予办理竣工验收备案手续。
（二）监督管理城镇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运输和处理工作。
（三）制定本行政区域内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规划；负责对已建成污水、垃圾处理设施运行的监督；指导推进城镇雨污分流工程，改造城镇污水收集系统，提高污水收集率。
（四）配合环境保护部门做好建筑工地施工扬尘和施工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对建成区内扬尘污染、焚烧垃圾等废旧物品烟尘污染和燃煤烟尘污染进行监督管理。
第十一条 公安部门承担下列职责：
（一）负责危险化学品公共安全管理；核发剧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并负责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二）负责放射性物品安全保卫和道路运输安全的监督管理；参与放射源的放射性污染事故应急工作。
（三）协助环境保护部门对机动车尾气污染进行监督管理。
（四）配合环境保护部门妥善处置因火灾、爆炸和泄漏等各类事故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
第十二条 财政部门承担下列职责：
（一）统筹安排环境保护及监督管理所需费用。
（二）安排专项资金用于环境保护体系建设。
（三）组织研究和实施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财政政策。
第十三条 国土资源部门承担下列职责：
（一）未提供开采矿产资源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文件的项目，不予核准采矿权。
（二）负责对矿山地质环境的治理恢复情况进行监督管理，预防地质灾害。
（三）负责对自然保护区进行保护和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交通运输部门承担下列职责：
（一）依法对机动车船污染环境实施监督管理。
（二）负责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水路运输的许可以及运输工具的安全管理；对危险化学品水路运输安全实施监督，防止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
第十五条 水利部门承担下列职责：
（一）负责水土流失的预防和治理工作。
（二）负责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的监督管理；负责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审批和水土保持设施的验收工作。
第十六条 农牧部门承担下列职责：
（一）负责基本农田环境污染防治的科学研究、技术推广、宣传培训及监督管理；推广科学施肥、施药和农膜回收利用技术，预防和治理土壤污染。
（二）负责规模畜禽养殖业环境污染的预防和治理工作，组织实施畜禽养殖业节能减排项目。
（三）负责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监督管理。
（四）配合环境保护部门对农业生态环境污染事故进行调查、处理。
（五）负责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推进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实施农村清洁工程，依法对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实施管理。
第十七条 林业部门承担下列职责：
（一）负责组织编制林业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规划。
（二）负责保护和恢复森林、湿地、沙化土地的典型区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集中分布区，水源涵养区，沙尘暴策源地等生态脆弱区的生态环境。
（三）负责林产品产地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
（四）负责督促造林绿化规划的制定，监督生态公益林的建设和保护。
第十八条 卫生部门承担下列职责：
（一）协助环境保护部门进行医疗废物收集、运送、贮存、处置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防治；对医疗废水处理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二）配合环境保护部门做好医疗卫生机构的核、辐射设施设备管理；参与放射源的放射性污染事故应急工作；负责放射源的放射性污染事故的医疗应急。
第十九条 监察部门承担下列职责：
（一）负责对本级政府有关部门、下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履行环境保护职责的监督。
（二）会同环境保护部门对上级和本级人民政府部署的重大环境保护工作进行督查和考核。
（三）依法查处环境保护工作中的违法违纪行为。
第二十条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承担下列职责：
（一）督促国家出资企业落实环境保护工作，将环境保护工作纳入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并与企业负责人的酬薪管理挂钩。
（二）参与对国家出资企业环境保护工作的检查、督查，督促落实环境保护、污染治理的各项措施。
第二十一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承担下列职责：
（一）负责危险化学物品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
（二）依法查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行为，防范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环境污染。
（三）负责对矿山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及时排除环境安全隐患。
第二十二条 统计部门承担下列职责：
（一）负责将环境保护有关数据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指标体系，并定期公布。
（二）负责提供环境保护指标体系中所需要的能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指标，为考核提供依据。
第二十三条 铁路部门承担下列职责：
（一）铁路机车驶经或者进入城市市区、疗养区时，应当按照规定使用声响装置。
（二）防治和减轻环境噪声、电磁波污染；负责铁路运输产生的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等污染防治。
第二十四条 电力监管机构承担下列职责：
（一）依法对环境违法企业采取停、限电等措施。
（二）督促输变电企业落实输变电工程电磁辐射污染防治措施。
（三）配合环境保护部门对电力企业环境污染事件进行查处。
第二十五条 其他相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环境保护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第四章 企业事业单位责任
第二十六条 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健全环境保护管理制度，设置环境保护管理机构，配备环境保护管理人员，公开企业环境信息。
第二十七条 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制定环境保护规划，实施清洁生产，加大环保投入，提高生产工艺和环保设施水平，减少污染物产生并达标排放。
第二十八条 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在建设、生产和经营活动中，严格执行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需要经过行政许可的事项，应当依法办理行政许可手续。
第二十九条 企业事业单位负责环境保护监测设备、设施正常运行，配合环境保护等部门对环境现场的监察。
第五章 应急管理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对收集和接报的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及时进行分析和判断，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上一级机关报告，必要时也可以越级报告。
第三十一条 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依法做好环境应急管理工作，主要包括：
（一）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报环境保护部门备案。
（二）加强应急能力制度建设，落实隐患排查治理，完善环境应急管理措施，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定期组织应急演练。
（三）开展环境应急预案的宣传教育，普及突发环境事件预防、避险、自救、互救和应急处置知识，提高从业人员环境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技能。
（四）向当地环境保护部门申报登记易引发突发环境事件的风险源。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开展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工作，主要包括：
（一）开展污染源普查，掌握本行政区域污染源的产生、种类及分布情况。
（二）开展突发环境事件的预测、分析和风险评估工作，完善各类环境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三）协调与突发环境事件有关的其他突发公共事件的预防与应急措施，防止因其他突发公共事件派生或因处置不当而引发环境事件。
（四）安排应对突发环境事件所需设备的购置和基础设施建设，合理确定应急避难场所并设置明显标识和导引图。
（五）加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科研和应急指挥技术平台建设工作。
第三十三条 突发环境事件即将发生或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事发地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采取以下措施：
（一）发布预警公告，宣布进入预警期，并将预警公告与信息报送上级人民政府和省环境保护部门。
（二）立即启动相关应急预案，组织应急救援队伍进入待命状态，并动员后备人员做好参加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的准备。
（三）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及专家，随时对突发事件信息进行分析评估，预测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大小、影响范围和强度。
（四）向社会发布与公众有关的突发环境事件预测信息和分析评估结果，宣传避免和减轻危害的常识，公布咨询电话。
（五）调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所需物资和设备，做好应急保障工作。依法采取的预警措施所涉及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承担相应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义务。
第三十四条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事发地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采取下列应急处置措施：
（一）立即启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按规定向当地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报告。
（二）接报或得知情况后，事发地人民政府应立即派出有关部门及应急救援队伍赶赴现场，迅速开展处置工作。
（三）根据规定成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现场指挥部，负责组织协调突发环境事件的现场应急处置工作。
（四）环境保护部门应当按照规定，立即开展环境应急监测，及时、准确掌握突发环境事态发展和相关数据，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决策提供技术支撑。
（五）针对突发环境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封闭、隔离或者限制使用有关场所，中止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行为和活动。
（六）组织有关专家对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环境影响受损情况进行科学评估，制定补助、补偿、抚恤、安置和环境恢复等善后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责令负有直接责任的企业事业单位对受损害的环境进行修复。
第六章 责任落实保障措施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企业事业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环境保护工作负全面领导责任；分管环境保护工作的负责人对环境保护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本行政区域环境保护目标，并向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下达年度环境保护目标任务，将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指标体系。
第三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重点污染源监控制度，建立重点污染源数据库，对存在重大环境污染隐患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监督检查，并根据重点污染源数据库信息，定期组织专家对重点污染源的状况进行综合分析、评估，督促生产经营单位采取有效的防范监控措施。
第三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环境污染隐患排查治理监督检查制度，加强对生产经营单位环境污染隐患排查治理情况的监督检查。对重大环境污染隐患实施挂牌督办，有关部门应当下达整改指令，督促生产经营单位制定整改方案；对拒不执行整改指令或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有关部门应当依法采取措施，进行查处。
第三十九条 有关部门应当建立环境污染隐患和环境保护违法行为举报受理和查处制度，公开举报电话、电子邮箱或其他举报方式。对受理的举报事项，应当组织调查核实，并按规定处理。
第四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加强环境事件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根据环境事件等级及时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组织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调查处置工作，协调解决事件应急、善后处理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及时向上级人民政府及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进展情况。对不按照规定报告或者在报告中弄虚作假，或者不依法采取必要应急措施或者拖延、推诿采取应急措施，致使事件扩大或者延误事件处理的，对直接责任人员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查处。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规定自2013年10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