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司注销后法律责任的承担

作者：李鹏飞


摘 要
传统的公司法理论和现有的立法均认同，公司注销意味着公司主体法人人格和公司生命体在法律上的彻底终止，公司注销意味着公司生命体如同自然人生命体法律上的死亡一样，其不再具有独立的主体资格，不能继续享有相应的权利，也不再承担任何义务与责任，公司注销前存续期间产生的责任均应当在公司清算过程中予以了结。正是基于这一根深蒂固的理论的指引，导致很少有理论和现实的立法关注公司注销后相关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2006年1月1日生效实施修改一新的公司法，是在总结多年司法实践经验，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融合了先进公司治理理念基础上，对旧公司法的“革命性”修改。新公司法创立了多项先进制度，补充和完善了旧公司法有关制度缺陷。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新公司法对公司注销后相应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没有做出系统规定。
难道公司注销以后，真的是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没有任何孽债了吗？难道这些孽债也随着公司的注销无需承担了吗？答案应当是否定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告诉我们，公司注销以后存在着大量的法律责任，这些责任的承担与否将对相关社会主体的利益产生重大影响。法律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对社会利益的最合理分配，因此，法律不能对基于公司注销产生的利益分配问题视而不见，其应当将法律分配利益的功能发挥至最优状态，来解决这些责任的承担问题。基于我国公司法对公司注销后法律责任承担问题规定的缺位和司法实践中有关此类问题对笔者不断的敲打，本文尝试对公司注销后的法律责任承担问题进行探讨。
本文共分三章进行论述：
第一章基于中国公司法立法的缺位和现实司法实践引发的思考，提出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公司注销后法律责任的承担。中国的公司法立法体系没有就公司注销后法律责任承担制度的做出任何规定，这致使司法实践中，很多公司注销后的法律责任没有相关主体来承担，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公司法立法缺陷和现有的司法实践使得笔者选择这一问题作为研讨对象。
第二章探讨中国公司法确立公司注销后法律责任承担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实证价值。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阐明了中国公司法确立公司注销后法律责任承担制度是完善公司责任制度的需要；第二部分阐明了中国公司法确立公司注销后法律责任承担制度是弥补公司清算制度价值功能的缺陷之需；第三部分阐明了中国公司法确立公司注销后法律责任承担制度是规范公司诚信经营、促进市场经济和谐健康发展之需；第四部分阐明了中国公司法确立公司注销后法律责任承担制度是与国际先进立法和国内其他部门立法实践进行必要协调之需。
第三章在分析了确立公司注销后法律责任承担制度的必要性基础上，就如何具体设计公司注销后法律责任承担制度提出建议。该章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集中阐明制度确立的指导理念；第二部分集中阐明如何具体设计该种制度，从公司注销后直接责任承担的制度设计、公司注销后替代责任承担的制度设计、公司注销后法律责任承担的时效性、公司注销后责任承担的保险或基金制度的建立、与公司吊销后法律责任承担制度的区别等五个方面来阐述。

关键词：公司 注销 法律责任承担

第一章 中国公司法的立法缺陷与
司法实践引发的思考
传统的公司法理论认为，注销登记是指将清算完毕的企业（公司）由登记机关加以记录确认，记载该企业（公司）永远结束存在状态的商业注册行为。企业（公司）清算完结后，经申请注销登记，则企业（公司）的法人人格及非法人企业的经营资格即在法律上彻底消亡。 修订的新《公司法》第189条规定，“公司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应当制作清算报告，报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登记，公告公司终止”。国务院2005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45条规定，“ 经公司登记机关注销登记，公司终止”。由此可见，传统的公司法理论和立法均认同，公司在履行了清算程序办理了注销登记后，公司法人资格终止。公司办理注销登记意味着公司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法人人格的拟制生命体的消亡，也意味着公司作为一个民商事主体因为终止而彻底退出市场交易，其不能继续享有相应的权利，也不再承担任何义务与责任。鉴于公司的终止会对公司的股东、债权人、债务人、职工以及国家等不同法律主体的各种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公司法确立了公司清算制度。新修订的《公司法》和新制定的《破产法》规定，公司基于破产、主动解散、被撤销或者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而解散导致公司终止的，公司必须依法进行清算。公司清算的目的为：在公司破产和解散的过程中，由负有清算义务的主体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程序对公司未了结的业务、财产及债权债务关系进行清理，了结公司现存的各种法律关系，保护债权人和股东的合法权益，最终消灭公司的法人资格，从而为公司的终止提供合理依据。
上述表明，传统公司法理论和立法均认同公司注销前存续期间产生的责任均应当在公司清算过程中予以了结。正是基于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的指引，导致很少有理论和现实的立法关注公司注销后相关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2006年1月1日生效实施修改一新的《公司法》，是在总结多年司法实践经验，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融合了先进公司治理理念基础上对旧公司法的革命性修改。新公司法创立了多项先进制度，补充和完善了旧公司法有关制度缺陷（进一步完善了清算制度）。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新《公司法》对公司注销后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没有做出任何规定。究其根本原因是理论界和立法者对公司清算制度的确立及其所肩负的使命带有极大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即认为通过不断完善公司清算制度就可以妥善解决公司存续期间行为产生的相关责任。然而司法实践告诉我们，现有的清算制度并非一个万能的钥匙，能够了结所有的法律关系、平衡各方的合法利益。下面的一个案例能够从实证的角度出发来印证公司清算制度价值功能的缺陷与不足。该案例的内容如下：
2000年3月1日，来仪广告有限公司与金龙广告有限公司签订了《广告架委托加工制作协议》，协议中约定：“金龙广告公司受来仪广告公司委托，在一居民小区建筑物上安装来仪广告公司发布的广告牌。施工过程中，因金龙广告公司施工安装原因造成建筑物和其他设施以及人员损毁和其他连带损失的，由金龙广告公司负责修复和赔偿。”金龙广告公司施工完工后，来仪广告有限公司向金龙广告公司支付了安装费。 时至2004年12月，放置广告架的居民小区建筑物屋顶及外墙面出现规则水平状裂缝，小区业主以广告牌损毁建筑物为由起诉来仪广告公司，最终法院确认事实为：建筑物被损确系广告架安装位置不当、设计有误造成，判决来仪广告公司赔偿小区业主修复建筑物总费用的80％及广告牌拆除费、案件受理费合计141667.00元。法院判决后，来仪广告公司向小区业主支付了上述费用。之后，来仪广告公司根据与金龙广告有限公司签订了《广告架委托加工制作协议》及上述判决书中确认的事实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金龙广告公司承担因为安装广告架位置不当、设计有误给来仪广告公司造成的损失。法院受理后查明，金龙广告公司已经于2003年5月13日办理了注销登记，故要求来仪广告公司最好申请撤诉。来仪广告公司撤诉后，进一步查明，金龙广告公司的股东在公司注销前，通过清算分得了部分公司剩余财产，随即决定起诉金龙广告公司的股东，要求金龙广告公司的各位股东承担金龙公司给来仪公司造成的损失。法院审理后认为，金龙广告公司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由股东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公司清算结束后申请了注销公司登记。由此金龙广告公司已经终止，公司已经消亡，不再具备法律主体资格，股东按规定履行了组织清算的义务，而且依法仅以出资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无义务用清算后分得的财产承担公司的债务，清算后的财产一旦进行了分配就转化为股东的财产，不再是公司财产，故驳回来仪广告公司的要求金龙广告公司股东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
通过本案，我们可以看出，公司经过合法的清算程序不能完全了结所有法律关系，并不能承担所有的法律责任。其实，司法实践告诉我们，公司注销以后存在着大量的法律责任，这既有公司存续时本身行为产生的责任（如上述案例中安装广告的施工责任），也有公司清算过程中产生的责任（如清算人员的侵权责任）；既有公司注销时的确定责任（如应付款），也有公司注销时不能确定的责任（如合同相对方是否追究的违约责任）和注销后可能存在的或有责任（如已出售的产品责任、已售房地产项目的保修责任、竣工工程项目的设计、勘察责任等）等。这些法律责任因为法律没有建立一个系统的制度加以规范解决，使得相关当事人的权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现实中，巨资购买的房屋（或其他商品）在保修期内出现严重的质量问题时，因为房产项目公司被注销而告状无门的案例屡见不鲜。这些购房人、消费者只能是自认倒霉。而那些公司的缔造者们可能在利用着从已被注销公司中分取的巨大利益在欢快的享受着美好人生，或者在利用着另一个项目公司在做着同样的游戏。上述案件中金龙广告公司获取了收益（安装费），而来仪广告公司不仅付出了安装费，还因为金龙广告公司的行为造成了更大的损失，来仪广告公司又因为金龙广告公司的清算注销而无法向其和其股东追偿。很显然，这一事实表明法律对来仪公司投资者和金龙广告公司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分配是不平衡的，对来仪广告公司的投资者而言是不公平的，而造成这不公平的事实恰恰是公司法规定的法定的公司清算注销制度。作者认为，法律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对社会利益的最合理分配，因此，法律不能对基于公司注销产生的利益分配不公问题视而不见，其应当将法律分配利益的功能发挥至最优状态，来解决这些责任的承担问题，法律的终极价值是追求公平，在实现公平的道路上，没有任何一个颠簸不破的真理应当成为法律追求公平的障碍（过错责任向严格责任的让步，胎儿无人格论向胎儿有限人格论的低头莫不如此）。霍姆斯的名言“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就是对法律追求最大现实正义的经典诠释。现有公司清算制度理论坚持以公司清算完毕注销为结点，完全抹杀相关债权人主张合法权益的观点应当加以改变。
笔者认为，现实的司法实践给我们的启示是，现有的中国公司法体系中法定清算注销制度无法解决公司注销后相关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无法保护相关公司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平衡公司投资者与公司债权人之间的利益。由此，公司法的立法缺陷和严峻的社会现实使得笔者主张中国公司法应当建立系统的公司注销后的法律责任承担制度，最大程度的体现法律的公平性。下述，本文将以探讨中国公司法确立公司注销后法律责任承担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实证价值为基础，在分析确立该制度的合理性后，借鉴现有立法实践并结合实际，阐明如何具体设计公司注销后法律责任承担制度。

第二章 中国公司法确立公司注销后法律责任
承担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实证价值
一、完善公司法律责任制度的需要
公司法律规范是市场经济中规范公司合法设立、组织形式、规范运作的最重要的法律规范。一般而言法律规范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构成。行为模式是对法律关系主体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界定，法律后果是对法律关系主体违法行使权利或者不履行义务所提出的制裁——一种明确的不利法律后果。公司法律规范要想发挥其应有的价值理念，除了分配好公司相关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也要明确公司相关主体违反公司法规范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以平衡公司投资人和社会其他主体的利益。中国公司法基于这一理念指引，在公司法的立法中确立了相关的公司责任制度。根据中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责任法律制度包括设立公司时相关主体的责任，如股东出资不实的法律责任，公司不能设立时的法律责任等；还有公司存续时的相关法律责任，如公司股东的资本维持责任、董事和高管人员的违法担保责任等。上述这些责任都是公司终止（注销）以前的法律责任。但是目前的公司法律责任体系中不包括公司终止后的法律责任。相比较，中国现有的民事法律体系不仅确立了自然人生存期间的法律责任制度，而且以继承制度为介质还确立了自然人死亡后的法律责任的承担制度，如规定被继承人生前所欠的债务由继承人在接受继承财产的范围内负责偿还的规定。公司作为法人具有拟制人格，如同自然人一样，有其出生、成长、死亡的历程，其注销后同样存在如何解决其存续期间产生的法律责任的问题。因此，中国公司法应当确立公司注销后的法律责任承担制度，以完善公司法律制度。只有这样，中国的公司法律责任制度才会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
此外，公司法人制度的飞速发展，使得公司对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公司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力，使得人民越来越关注公司社会责任体系的建立。新《公司法》第5条明确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近年来，法学界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著述也甚多。如同公司法的规定一样，公司的社会责任理念要求，公司的经营要遵照法律和道德的要求，诚实守信；在获取盈利的同时，要承担必要的社会义务，为社会多做贡献。笔者认为，公司的社会责任包含着两个层次的标准要求，一个是遵守法律，依法经营；一个是按照崇高的道德标准，为社会多做贡献。前一个标准是公司社会责任的低层次标准，后一个标准是社会责任的高层次标准。也可以说，不危害其他主体利益（诚信经营）是公司社会责任的低层次标准，积极为社会多做贡献（负担公益事业、捐赠等）是公司社会责任的高层次标准。笔者认为，要求一个社会主体遵守高层次的行为规范（如道德）时，一个良好的前提是社会主体已经充分遵守了低层次的行为规范，否则倡导社会主体按照高层次行为规范行事就是不现实的。如果因为公司的注销，使得基于公司行为发生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重大产品责任事故、重大工程责任事故得不到解决，使得相关受害人的权益无法得到救济，那还何谈要求公司去承担公益事业，去实施捐赠呢？因此，笔者认为，确立公司注销后法律责任承担制度是建立公司社会责任体系的基础，是完善公司责任体系的必然要求。
二、弥补公司清算制度的价值功能的缺陷之需
公司清算制度的价值基础在于：在公司出现需要终止的事项时，对公司的出资、业务、资产、负债等进行全面的清理，了结公司的相关法律关系，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公司法人制度的创立是人类社会步入商品经济社会以来最伟大的创举，是牵引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最有力的火车头。事实证明，公司法人制度有着巨大优越性和旺盛的生命力。现代公司无论怎么改变更新，但是公司法人制度的精髓没有改变——公司股东以其出资为限承担责任，公司以其资产为限对外承担责任。公司法人制度不仅在社会中增加了一个独立的法律主体，丰富了社会组织的构成，而且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投资者进行活跃的投资，推进了资本社会化的进程。但是，公司法人制度的产生是投资者利益与交易相对人利益博弈的结果。当我们热情讴歌公司法人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种制度同样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其在促进社会经济进步、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锋利割杀着商业社会中善良的交易对方。公司的独立法人人格和股东、公司的有限责任性在吸引和保护投资者的同时，往往也成为投资者大玩金蝉脱壳、空手套白狼，恶意利用公司法人人格逃避责任，损害交易相对方的法宝。公司是投资人利益与交易相对方利益（债权人利益）博弈的结果，公司法规范是法律对投资人利益和交易相对方利益分配的法律形式。在公司设立、发展、终止的过程中，法律应当全面保护交易相对人的利益。公司设立时要求资本真实、充实，是保护交易相对人利益的举措，公司终止时，要求按照法律规定，履行严格的清算程序，也是法律保护交易相对人利益的一个举措 。
我国《公司法》第181条和184条规定：“公司发生解散事由时，除合并、分立导致的解散外，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该申请，并及时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法定清算制度对于债权人来说是保证债权安全的一项重要制度 。毋庸置疑，公司清算制度在促进公司主体规范退出交易市场、保护交易相对人权益、规范市场交易秩序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作者认为，不能将公司清算制度看作是预防公司法人制度弊端、保护交易相对人利益的最后防线，看作是包治百病的仙丹妙药，不能认为“债权人只要充分行使自己在公司清算程序中的权利，便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不应该会出现找不到合法的债务主体的情况” 。将公司清算制度看作是了结公司所有法律关系、全面保护交易相对人权益的仙丹妙药，并主张公司清算后经过注销即所有法律关系归于消灭的观点，有着太多的理想主义的色彩。事实上，公司清算制度的确不能承受如此之重，我们必须对既有的公司清算制度的价值功能进行必要的检讨。
我国《公司法》第186条规定，“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在报纸上发布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我国《破产法》第14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自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二十五日内通知已知债权人，并予以公告”。这些规定是公司普通清算和破产清算过程中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关键性条款。但是这些规定并非能保证“不应该会出现找不到合法的债务主体的情况”不发生。理由如下:
1、有些公司存续期间较长，经营业务复杂，债权人众多，不能全面知晓债权人或者准确知晓债权人的联系方式，这必然导致公司在清算时不能有效通知已知债权人申报债务，致使债权人漏报债务，无法实现债权利益；
2、有些公司帐务管理混乱，公司业务记载一盘散沙，也会出现不能有效通知债权人的情形，致使债权人漏报债权，无法实现债权利益。
3、有些公司对是否对外负债，判断不清。商业社会中各种债权债务关系形成绝非都像借款关系那么简单。在某些情况下，判断是否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可能相关专家亦不可能断然认定。对于一般企业而言，不能准确认定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形是普遍存在的。因此，由于对负债性质认定的不同，也可能导致公司不能有效通知已知债权人的情形发生，致使债权人漏报债权，无法实现债权利益。
4、公司清算过程中可能产生侵犯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公司清算过程中，清算义务人和清算组成员、或其他债权人均可能违法侵犯相关债权人的利益。由于法律没有规定清算过程中产生的相关责任如何解决，而这些侵权行为往往又是恶意的，被侵害利益的人更不会被通知申报权利，因此，这些侵权行为产生的责任很少能在清算程序中解决，即公司清算完毕注销后，相关被侵害人的利益仍未得到救济。
5、公司清算时，还有很多或有债权不能解决。本文在前言部分提到的案例中叙明的情况以及已出售的商品的产品责任、已售房地产项目的保修责任等均属于清算时不能解决的或有债权情况。公司清算完毕后，如果发生产品责任或者房地产的保修责任，则相关权利人会因为公司已经清算完毕被注销后，没有责任主体，无法主张权利。
6、现实中，公司的清算公告制度存在重大弊端，不能有效通知已知债权人申报债权。而有些投资者也往往利用公告制度的缺陷，故意“装傻”，将已知债权人视为未知债权人，以一纸公告应付了事，进而达到逃避承担债务的目的。
上述情况的存在表明，即使债权人有千般本事、万分谨慎，也无法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现实中，债权人会经常因为上述情形的发生而告状无门，求债无路，只能自认倒霉。
综上阐明，公司清算制度不是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的灵丹妙药，不应是确保公司债权人利益不受损害的最后防线。笔者认为公司清算制度能够承担的价值功能为：公司终止前，确保公司债权人利益不受损害的重要一环而非最后防线，在这一过程中，希望通过清算能够最大程度解决公司与相关债权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平衡投资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进而有效遏制公司的法人人格被滥用现象的发生，确保公司有序退出市场交易。这一结论是在对既往理想主义模式下公司清算制度的进行检讨后做出的。既然公司清算制度不能全面保护公司的债权人的利益，那么就必须引进新的制度体系来弥补它功能不足。笔者认为，公司清算是公司注销前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关键一环，对于公司经过清算并注销后如何保护债权人利益，应当确立新的责任承担制度，将该制度作为公司清算制度价值功能的补充者，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公平的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维护交易的安全。
三、是规范公司诚信，促进市场经济和谐发展的必需
现代社会中，公司是自然人以外最主要的民事主体，公司的行为对社会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公司在促进社会发展、创造社会财富、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积极作用是公司作用的主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公司也常常成为危害社会经济发展、阻碍社会进步的罪魁。现代社会中，公司并购成为一种时尚，通过并购，社会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公司帝国。这些公司帝国不仅掌控巨额的社会财富，甚至在经济领域垄断某一区域乃至全球的市场，而且越来越多的公司已成为社会政治背后的实际操控者，公司在通过着自己的力量改写着人类历史的片段。公司的这种巨大的影响力要求人民必须重视对公司诚信的关注。社会主体诚信的建立，无外乎两种方式，一种是积极主动地倡导，通过教育手段呼吁社会主体的诚信意识，提高主体的道德情操，另一种是对不诚信的行为予以规制，通过规制发挥法律和道德的指引作用，消除社会主体存在的侥幸心理，引导他们建立起诚信做事的良好习惯。
毋庸置疑，公司法人制度的建立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但是任何制度都不是绝对完美的。当我们热情讴歌公司法人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种制度同样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其在促进社会经济进步、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锋利割杀着商业社会中善良的交易对方。公司的独立法人人格及股东、公司责任的有限性在吸引和保护投资者的同时，往往也成为投资者大玩金蝉脱壳、空手套白狼，恶意利用公司法人人格逃避责任，损害交易相对方利益的法宝。为了遏制公司法人制度的弊端，立法者可谓是费尽心机。公司立法中确立的资本真实、充实制度、禁止抽逃注册资本制度、“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都是立法者为了纠正公司法人人格弊端所采取的防治措施。但是现实的司法实践告诉我们，这些制度还不能成为遏制投资者滥用公司法人人格、恶意逃债的万能钥匙。目前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项目公司（尤以房地产公司为多）的大量存在就是最好的实例。项目公司通常是做一个项目就“死亡”，股东分完项目利润后再重新注册公司，而这种效果是股东只享受利益却不担责任。以房地产开发为例，项目开发导致的或有责任有时是多年之后才能发生的（如保修责任），项目开发完毕后即注销公司可以使得投资者轻而易举的逃避掉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这一现象对其他行业也产生了巨大的“启发效应”，其他领域项目公司也是遍地存在，项目完毕，公司注销，投资者分享收益盛宴，而相关消费者在受到损失时却因项目公司被注销而告状无门，只好自认倒霉。很显然这种现象是法律蕴涵的公平与正义所不能容忍的，是社会的良知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必须打破传统观念，确立公司注销后的法律责任的承担制度，遏制公司借助注销公司的手段来逃避债务的行为，规范公司诚信经营。公司的趋利性决定，公司的诚信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基于公司的良好道德情操而自觉建立，公司诚信制度的建立需要法律明确规定不诚信行为的法律后果，使得公司清楚此种不诚信行为的违法代价，进而基于对法律敬畏而诚信经营。
四、是与国际先进立法和国内其他部门立法实践进行必要协调之需
中国传统的公司法理论和立法均认同，公司在履行了清算程序办理了注销登记后，则公司法人资格终止。公司办理注销登记意味着公司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法人人格的拟制生命体的消亡，也意味着公司作为一个民商事主体因为终止而彻底退出市场交易，其不能继续享有相应的权利，也不再承担任何义务与责任。
司法实践中更是认为，公司在经过注销后，其法律人格已经灭亡。由此，其本身自然不再成为任何责任的承担体，其存续期间所产生的责任自然也应是“人死账烂”。笔者在第一章引用的案例就印证了这一观点。本文上述已经阐明我国的民事法律体系以继承制度为媒介建立了自然人死亡后的法律责任承担体系，已经否认了“人死账烂”的观念。因此，笔者认为，公司法实践中也应当纠正“人死账烂”的观点。而且，我们必须看到公司作为组织体的消亡与自然人的死亡的还是有着很大区别的。那就是公司消亡后，其组成元素并非如同人的血肉一样灰飞烟灭，作为组成元素的股东（无论股东是自然人还是组织体均不受影响）通常大量的独自存续。反观，公司存续期间的意志的产生，并非来源于公司的本身，而是公司股东意志的结晶。由此，公司的债务和责任的产生也与股东的意志存在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因此，从公司的责任根源于股东的意志和利益、公司的消亡不影响股东的存在的客观情况来看，股东对公司注销后产生的债务不能就此袖手旁观，其应当承担责任。事实上，我国香港地区的公司法的立法实践已经否认了公司注销后基于法人人格的灭失即产生“人死账烂”的法律后果的论点。香港立法局1984年颁布的《公司条例》第155条规定，（一）凡遇公司举办结束，所有过去及现在股东同人对于公司资产，须负摊派债款之责，其数额若干，以足支付公司债项，责任，举办结束之诉费及费用，暨为调整摊派人相互间之权益等，但须遵照本条（二）项之规定与下列各项之限制办理--（甲）在结束前终止为股东达一年或以上股东同人，不须负摊派之责。（乙）过去股东同人对于公司在其人终止为股东后所成立之债务或责任，不须负责。(丙）过去股东同人不须负摊派之责，但法庭认定现在所有股东同人无力遵照本条例之规定担摊派之责任者不在此限。……（三）凡有股本之担保有限公司举办结束，该公司各股东同人除遇公司结束时对于公司资产负担出资若干金额之外，其所占股份如有尚未缴足股款者，须负责摊派补足之。由此，香港的公司立法实践表明，公司举办结束（终止）后，其股东应当对公司的债务负有摊派之责 。由此可见，香港的公司立法已经对公司注销后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做出了明确细致的规定，值得大陆公司法借鉴。
此外，法律制度极为发达的英国和美国也均在立法实践中主张公司终止后还需对公司的债务做出安排。例如《英国清算法》规定，公司通常自登记之日起三个月后解散；应利害关系人申请，可延迟解散（《英国清算法》第210、205条），法院有权在公司解散后12年内随时宣布解散无效（《英国清算法》第651条）.为解决公司解散后的法律问题，防止公司将解散作为逃避责任的手段，美国州法律规定，公司在解散之后仍存续一段时间，以便人们可就解散之前的权利主张起诉公司（注英美法系的解散与大陆法系的公司终止是同一个概念） 。
由此可见，国际上法律制度发达的国家（地区）已经在公司法立法实践中确立相关制度，来解决公司注销（终止）后的法律责任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在中国投资的比重逐年增加，外商在中国投资设立了数量众多的企业，截至2006年底，中国共有外商投资企业27.5万户 。中国企业也大举展开境外投资,截至2006年底，中国5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共在全球172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近万家，对外投资累计净额达到906.3亿美元 。中外经济高速融合的结果使得中国在立法方面越来越注重与发达国家（地区）的先进法律制度的对接。中国近年来制定、不断修改完善《公司法》、《证券法》、相关知识产权法律、外商投资的法律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积极与世界发达国家（地区）的先进法律制度相协调的结果。2001年11月份，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更加注重与世界贸易法律规则进行对接，已经修改完善了很多法律规范。既然，公司注销后法律责任制度已经为国际上法律制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公司立法所确立，且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因此，中国公司立法也应当借鉴该种制度，在公司法体系中确立公司注销后的法律责任制度，加强与国外和地区先进法律制度的协调，减少与国外（地区）法律制度的实体冲突，更好的为吸引外资和开展境外投资服务。
在我国公司法司法实践领域中坚持公司法人人格终止导致公司“人死账烂”观点的同时，我国刑事法律制度却采用了更加务实的态度来解决公司终止后相关刑事责任的追究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涉嫌犯罪单位被撤销注销吊销营业执照或者宣告破产的应如何进行追诉问题的批复》中阐明：“涉嫌犯罪的单位被撤销、注销、吊销营业执照或者宣告破产的，应当根据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的相关规定，对实施犯罪行为的该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对该单位不再追诉”。根据该文件的规定，在单位犯罪中并不能因为单位的终止而豁免其行为所产生的刑事法律责任。既然我国的刑事立法已经明确规定公司注销后仍然要根据情况追究相关刑事法律责任，那么中国的公司法立法体系就十分必要对公司注销后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做出规定。只有这样，才符合国家法制统一的立法指导理念。
　　法律，其制定和实施对监督和保障行政执法，改进行政管理工作，提高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水平，维护社会公众利息和社会秩序以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有着重要意义。但在这17年中，随着社会的的发展变化，行政处罚法在实施中同样也暴露出不少问题。行政处罚法作为各类行政处罚的“宪法”，在中国现行的各部门法中是行政机关与合法伤害权之间关系最为密切的法律。本文试图对合法伤害权的基本原则与特征进行概述，并从合法伤害权的角度对行政处罚法实施中的相关问题进行剖析。

　　发明“潜规则”一词的学者吴思在其《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的中同时也提出了“合法伤害权”的概念。“合法”与“伤害”再加之以“权”的合并创造了看似矛盾实则充满智慧的词语。但与吴思将合法伤害权解释为合法祸害他人的权力不同，本文试图从中性的角度来诠释合法伤害权。拥有合法伤害权的主体十分广泛，如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因其行政执法或司法过程中具有较多的合法伤害权，其他一些职业如医生、消防队员等也因为其职业的特殊性有相应的合法伤害权，就连公民个人也因为法律的赋予而具有特殊的合法伤害权——如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但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的合法伤害权大多以权力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其他均以权利的形式表现，因为其往往被赋予相应的义务。不光拥有合法伤害权的主体广泛，合法伤害权的内容也相当广泛，大到判处死刑剥夺生命权小到口头警告都属于合法伤害权的范畴。

　　一、合法伤害权概述

　　（一）合法性

　　“合法”是“合法伤害权”一词概念中最为重要的特征。在正常的语境中“伤害权”一词的语义都是贬义的，而正是“合法”这一定语使其披上了合法化的外衣，并赋予了其“权”的涵义。合法性要求合法伤害权在行使时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来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当法律对伤害的处理，规定了明确的限度时，合法伤害必须严格约束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目前在合法性问题上主要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去反思与探讨：一是“合法”的法中既包含良好的法律同时也会包含“恶法”。恶法是相对于良法（善法）而言的，恶法是符合社会学的要寻求，限制侵害他人的行为的。而恶法是限制人们的行为，规定只有按期规定的行为才是允许的。先不论“恶法非法” 还是“恶法亦法” ，对我们这样一个在法制发展道路上走过曲折弯路的国家来说，恶法是客观存在的。公权力在适用“恶法”时，往往以会“恶法亦法”作为行使执法权的正当理由。二是重实体法轻程序法。受我国自古以来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影响，行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在对他人作出合法伤害的过程中，往往只关注实体法而轻视程序法，许多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判决的程序是甚至违法的，但最终却能够以合法的形式表现出来。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各地法院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而这些冤假错案恰恰就是长期以来对程序正义忽视所造成的后果。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今天，公权力在行使手中的合法伤害权时必须谨慎适用其“合法性”，因为“合法性”对于公权力来说其实是柄双刃剑，稍有不慎便会反伤及到党和政府的权威。

　　（二）伤害的三重性

　　 合法伤害权中“伤害”的种类繁多，光是行政处罚法中就具体规定了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七种处罚，“伤害”的轻重程度也可从小至批评教育大至剥夺人身自由甚至判处死刑。正因为伤害的种类、轻重程度不一，但其使用却事关公平正义与社会价值，因此必须对伤害的使用进行限制。首先，伤害必须遵循合法性的限制。当法律对行政处罚的作出有明确规定时，合法伤害权的行使者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来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要通过行使者的智慧诠释立法者的意图、将形形色色的各类案件纳入法律法规的范围，作出合法的裁判。 此外，合法伤害权的作出应受到合理性的限制。合法伤害权在更多的时候被行使者理解为自由裁量权，但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并不是放纵行使者的恣意，自由裁量的正当与否，应接受法律规范的目的与裁决的社会效果的检验。将自由裁量权看作是合法伤害权与古代官员将自己的薪酬比喻为“民脂民膏”作为警醒有异曲同工之效。合法伤害权的行使如背离了合理性的原则，则不可能被社会认可和接受，法律的公正和权威必然会受到影响。最后合法伤害权还应受到使用目的性的限制。合法伤害权的行使应当单纯的遵循立法的本来目的，不应变成合法第祸害他人的权利。现实中不时出现的“钓鱼执法”或者为完成考核任务等作出的合法伤害则明显违背了立法者的本意。

　　（三）是权力亦应是权利

　　医生、消防队员等因为其职业的特殊性而拥有一定的合法伤害权，普通公民也可以因法律的规定而享有合法伤害权，典型的如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但医生、消防队员或者公民在行使合法伤害权的一般均以权利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其往往被赋予相应的义务，如医生有救死扶伤的义务，消防队员有抢险救灾的义务。而我国目前行政机关或者说公权力所拥有的合法伤害权一般都是以权力的行使表现处来，相对人往往只有服从，对行使者一直缺乏有效的监督。合法伤害权可以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从权利的性质来看，任何一项权力都具有腐蚀性，并总是趋于滥用，而合法伤害权的灵活性特点又决定了它更容易被滥用，行使不当必然导致公权力专横、严重损害社会公平正义。正如同习总书记最近所指出的应当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中，合法伤害权同样也应当受到相应的限制。行政机关在作出合法伤害权的同时必须应当遵循的义务是程序合法。正所谓程序是看得见的争议，程序合法是合法伤害权最为可靠的牢笼。

　　二、行政处罚法实施中所碰到的问题

　　（一）“恶法亦法”逻辑的滥用

　　现实中，有一些法律法规或者部门规章中所规定的行政处罚与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不符，根据法律的位阶，下位阶的法律必须服从上位阶的法律，但在实践中这些位阶较低的法律法规却被行政机关以“恶法亦法”的理由执行。根据“恶法亦法”这一论点英国法学家、分析法学派的创始人约翰.奥斯汀的观点，法是主权者以制裁作为后盾或威胁的强制命令。法与道德无关，或至少两者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法律即使是不道德或不正义的，但只要是合法地制定的，仍应具有法律效力。“恶法亦法”的观点的在二战后受到了现今世界主流自然法学派广泛的质疑，他们认为“恶法非法”，但“恶法亦法”的观点至今仍为我国法学界主流所认可。建国以来，由于国家政治环境的动荡、立法技术的不足加之法律相对于社会发展的滞后性等原因，我国所颁布施行的各种法律中，有一些可以被认为是“恶法”。在我国持“恶法亦法”论的主要有以下两点理由：一是“良法”与“恶法”之间没有一个准确评价标准来证明什么是“良法”什么是“恶法”；二是在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面临的只是法律，而不能分良法与恶法，否则，法律将无法树立权威。实质上“恶法亦法”在我国得到认可是由党的领导的权威性所决定的，党领导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时间不长，需要树立法律的权威。但无论如何“恶法亦法”的逻辑不应被滥用，因为“恶法”往往会与社会公序良俗相矛盾，“恶法”的滥用会有损于党与政府的权威。现阶段我国争议最大的“恶法”莫过于1957年8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及有关法律、法规所建立的劳动教养制度，劳教制度明显违反了劳动处罚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的规定，但劳动处罚法运行17年来，劳动教养制度并未遭到废止。

　　（二）被认可的“毒树之果”

　　“毒树之果”（fruits of the poisonous tree）是指以非法搜查、讯问而获取的证据为线索，再通过合法的程序获得的证据，前一种证据因为法取得而称之为“毒树”，后一种证据则被称之为“毒树之果” 。采用毒树之果原则是相关国家重视程序正义的具体表现。虽然从我国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上来看，行政处罚证据规则已经比较完善，不存在难以认定事实的问题。但在实际执法过程中，行政机关受我国自古以来重实体轻程序传统的影响，在行政处罚时由于往往只注重处罚结果，在认定事实时往往会违背行政处罚证据规则。很多行政执法机关认为只要处罚结果符合法律规定就可以，对于所认定的事实是否符合行政处罚证据规则不予关注。假设将毒树之果的范围扩大到我国行政处罚的证据规则上，可以发现毒树之果所代表的非法证据一直被我国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所认可。目前，我国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处罚中，同时存在着作为式的程序违法以及不作为式的程序违法。作为式的违法最典型的莫过于钓鱼执法，行政执法部门故意采取某种方式、隐藏身份，引诱当事人从事违法行为，从而将其抓捕的执法法式，其形式类似其他一些国家的“诱惑侦查”，但其性质却是利用公权力为欺骗手段，谋取部门利益，属于“权利敲诈”。不作为式的行政处罚程序违法最典型的我国行政处罚法中所规定的问听证制度形同虚设。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听证制度，是当事人行使陈述权和申辩权的重要方式，它赋予了当事人提出意见和进行申辩的机会。对于当事人来说，行使处罚申请听证程序的权利是十分重要的。但在现实中，行政处罚法中的听证程序往往被行政机关所束之高阁。

　　（三）违法处罚“皇帝的新衣”

　　行政处罚法第三条明确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但在实践中，很多无效的行政处罚在双方都知道其实质无效上最终却能以合法的形式表现出来，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索尔尼琴讲的一句话稍微改编下便是：我们知道他们在违法处罚，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违法处罚，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违法处罚，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违法处罚 。于是乎，“合法”最终变成了这些违法处罚“皇帝的新衣”。之所以这些违法的行政处罚最终被合法化，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行政执法机关对行政执法本身缺乏一种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纠错机制更是缺乏内部动力。虽说，我国对行政执法机关的监督总类很多，有行政机关基于上下级关系的内部监督，还有党的监督、人大的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等外部监督。但是，这些监督一般都存在于纸面上，普遍存在着监督不力的现象。二是行政相对人对行政处罚未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使得违法行政处罚得不到纠正。就如同一份判决书，当事人如果未在法定的时间内日出上诉，纵使判决书上存在事实不清或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这份判决最终仍是有效的。行政相对人未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一般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因为法律知识的欠缺，另外一种是因为心存疑虑，担心行政执法机关利用手中的合法伤害权“报复”。前一种情况可因为法律知识特别是行政法知识的普及而得到改善，通过近些年不断上升的行政诉讼的数量便可看出。而后一种情况，由于行政执法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特殊与固定，在短期内很难有所改观。

　　四、对合法伤害权的规范与制约

　 （一）将合法伤害权关进牢笼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时，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合法伤害权作为行政执法机关手中一种比较特殊的权力，一种以政府权力以合法性名义为依托的权利，是权有者的专利。更应当关进制度的牢笼中。否则，只要有权利的存在，只要这种权利缺乏制约或者制衡，则这种权力必然有寻租的可能。牢笼之外的合法伤害权是可怕的，监督不力会成为合法伤害权寻租的必然，如果监督机制发挥作用了，扎牢管束合法伤害权的牢笼，就能防患于未然。除了各级监督之外，还必须强调依法行政，特别是要严格的依照程序法。程序是看得见的正义，程序是可以查出行政执法、司法人员是否在枉法徇私、偷奸耍滑，是否在挂羊头卖狗肉的有效手段，也是可以促进相关工作效率及可采纳率的有效工具。而且，正是因为有法律程序，程序上予以正义，予以重视，公民的权利才能更好的保护。因此，有效的监督予加上严格的执法程序，可以构成合法伤害权最可靠的牢笼。

　　（二）严格落实行政处罚法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今天，法律法规的落实对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避免法律法规的“盲区”，对于社会的发展都起到积极的作用。严格落实行政处罚法，可以使相关合法伤害权的使用达到符合合法性及合理性以及使用目的的正确性的要求。行政处罚法自1996年10月1日施行以来，对于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与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持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要严格落实行政处罚法首先应对违法劳动处罚法的劳动教养制度进行改革，虽然中国官方早在2005年就已经把《违法行为矫治法》列于了立法规划，但由于受到公安部门的抵制，一直未能完成该项立法。 近两年由于在重庆发生的任建宇劳动教养按以及在湖南永州发生的上访妈妈唐慧劳动教养案件引发了人们对劳动教养制度高度关注，并且使得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废争议达到沸点，改革现行的劳动教养制度已经形成社会共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首次记者见面会上在被问及的中国劳教制度的改革方案时表示，有关部门正在抓紧研究制定，年内有望出台，这无疑会为劳动教养的争议画上了完美的休止符。另外严格落实行政处罚法还需严格执行行政处罚法中关于行政处罚程序的相关规定。行政处罚程序，是指行政处罚所必需遵循或者履行法定步骤和方式，是对行政主体实施行政处罚的规范，是实施行政处罚的合法操作流程，并以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目的。程序正义能够彰显法治的精神和要求，是法治理念和价值的体现。行政机关亟待改变目前行政处罚中滥用简易程序而忽视听证程序的局面。

　 （三）增加社会公众的参与

　　合法伤害权的规范绝不仅仅是行政机关自己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目前，社会公众对行政机关合法伤害权的行使缺乏信赖和信心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公众对于行政机关的合法伤害权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了解。行政执法机关合法伤害权的正确实施，对于打击违法行为，维护社会公共秩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合法伤害权如果尺度把握不一 ，违法比例原则及平等原则甚至违背了合法性以及合理性时，人们就会无所适从，怀疑行政执法机关滥用合法伤害权。通过社会公众广泛参与规范行政机关行使合法伤害权的相关活动，如多举办听证程序，可以提升社会公众对于行政机关合法伤害权的认识，增加社会公众的参与感，同时行政机关也才能真正了解并回应受到合法伤害权影响的社会公众的需求。于此同时，可以广泛出版和公布有关合法伤害权的实务资讯，可以增进社会公众对行政机关行使合法伤害权的信心。

　　（四）改善行政处罚相关考核制度

　　在我国目前在我国的行政执法的相关考核中，存在着相当多不合理的地方。其中最受诟病的莫过于很多地方行政执法机关将行政执法考核与部门创收相联系在一起，比如许多地方的交通警察为了完成任务而多开罚单，这种情况使得合法伤害权往往为行政执法机关所滥用。行政处罚考核制度应当确保行政处罚法能够得到严格的实施，使行政执法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行政处罚的相关考核内容应当从行政处罚的合法性以及合理性的角度进行考核，确保合法伤害权不至于被滥用更不至于成为权力寻租的对象。对于滥用合法伤害权甚至违反违法行为应纳入《公务员法》甚至《刑法》的相关条文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