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南省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若干规定的通知
海南省人民政府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南省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若干规定的通知
琼府〔2009〕59号
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现将《海南省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九年七月三十日
海南省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 为加快我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高新技术企业、项目、产品及企业高新技术研究开发，并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省级科技园区给予扶持。
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由省科技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财政、税务部门按照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执行。
高新技术项目、产品的认定，实行专家评审与政府相关部门审批相结合的制度，按照《海南省高新技术项目、产品认定办法》执行。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积极引导企业成为科技投入和技术创新的主体，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速高新技术成果推广应用和转化，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各级有关科技专项经费要重点扶持高新技术企业、项目、产品。
第四条 在省产业发展引导资金中设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主要为高新技术企业、项目、产品提供贷款贴息，省级政策性补助或奖励，支持技术创新平台和孵化器建设等。
逐步扩大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规模，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活动的扶持力度。
第五条 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一次性给予50万元奖励，奖励资金专项用于企业技术创新。高新技术项目、产品自认定之日起3年内，按照贷款年日均余额的1％给予贴息，单项产品、项目最高贴息额度不超过30万元。
第六条 企业承担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任务，并在本省区域内建设实施的，给予投资额30％的配套扶持，最高额度不超过100万元。企业承担973和863等国家科技项目（课题），在本省区域内建设实施的，给予20万元配套扶持。企业承担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建设任务，给予20万元配套扶持。
第七条 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研究开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
第八条 支持高新技术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联盟共同推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省科技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相关产业部门认定的产学研联盟，一次性给予50万元扶持，专项用于高新技术成果转化。
省科技成果转化资金优先支持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
第九条 企业自主创新年获发明专利5件以上，且有3件以上实施的奖励5万元；年获发明专利10件以上，且有6件以上实施的奖励15万元；经国家知识产权局考核合格的国家级知识产权试点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经国家知识产权局确认的国家级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获得中国专利金奖和优秀奖的专利权人分别奖励50万元和30万元。
第十条 政府投资的项目及省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在进行政府采购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高新技术产品。
第十一条 支持和鼓励创业投资机构向高新技术企业、项目、产品投资，拓宽高新技术产业的融资渠道。
投向本省高新技术企业的风险投资机构或创业投资机构，其投资额达到2亿元人民币或占其投资总额70％以上，经省政府认定后，从获利年度起5年内，奖励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所需资金按现行财政体制由省、市（县）分别负担。
第十二条 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项目、产品的融资信用担保扶持力度，鼓励社会资金尤其是民间资金进入担保领域，鼓励企业开展互助性融资担保；优先支持高新技术企业上市融资，利用资本市场发展壮大。具体扶持措施参照《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规定》（琼府〔2008〕88号）执行。
第十三条 鼓励金融机构开发有利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金融产品，加大科技信贷投入，为高新技术企业、项目和产品提供优质信贷服务。具体扶持措施参照《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的意见》（琼府〔2008〕90号）执行。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积极采取措施帮助高新技术企业吸引创新人才。具体扶持措施参照《海南省引进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办法（试行）》（琼发〔2009〕6号）执行。
第十五条 获得国外长期（永久）居留权的海外学者或以其在国外开办公司（企业）来本省创办企业，可按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注册。海外学者创办的外资企业，可申请有关科技专项资金。海外学者携高新技术入股的，可优先获得有关科技专项资金支持。
第十六条 在高新技术企业或参与高新技术项目、产品研究开发、生产和技术服务工作的外籍学者，凭高新技术企业、项目、产品证书和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发的证明函件或省外国专家局审批发放的外国专家证可享受如下入出境便利：
（一）对需多次临时入境人员，根据需要签发有效期3年以内的多次入境有效（访问或商务）签证；
（二）对需在琼长驻人员，根据需要签发1年以上的外国人居留许可（在该居留许可有效期内可多次往返）；
（三）对符合条件申请在琼定居的（包括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尽快受理、审核并向公安部申报外国人在华永久居留资格（即绿卡）。
第十七条 高新技术企业和拥有高新技术项目、产品的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凭高新技术企业、项目、产品证书及该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发的证明函件简化因私出国（境）审批手续。
（一）申请因私出国护照，可按急事急办规定优先给予办理；
（二）需经常往来港澳地区从事企业活动的，可签发多次往返有效商务签注；
（三）申请赴台湾地区等其他出入境事由的，可按急事急办规定优先办证。
第十八条 高新技术产业项目用地要优先纳入近期建设规划年度实施计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高新技术产业项目涉及占用耕地，因耕地后备资源有限，在高新技术产业项目所在市(县)区域范围内无法完成耕地占补平衡的，依法缴纳耕地开垦费后，由省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在全省范围内组织易地占补。
第十九条 依法规划为高新技术产业的项目用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及时依法办理用地手续。按照项目带土地的原则，属于工业用地和经营性用地的，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出让，并参照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的标准确定底价。出让土地收取的土地出让金，按照土地出让金收支两条线管理的规定，可将土地出让金安排用于高新技术产业项目所在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属于科研用地，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可以划拨的方式供地，用地单位只需按土地取得的成本支付有关费用。经依法批准的高新技术产业项目用地，严禁擅自改变土地用途。
第二十条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省级科技园区所在市、县政府要安排发展改革、财政、科技等专项经费，优先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基础设施和研发条件建设。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收取的城市维护建设税，要用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十一条 对特别重大的高新技术项目，除享受本规定的优惠政策外，可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和需要，专门议定更加优惠的政策。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由省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法官个性的分析与探讨
刘成江
法官在司法审判的过程中难免要进行主观的价值判断，这一点现在已经得到比较广泛的承认。现实主义法学家Jerome Frank（弗兰克）的司法判决公式很好地说明了非法律因素对法官自由裁量的影响，即：D（判决）＝S（围绕法官和案件的刺激）×P（个性）。弗兰克认为，法官的个性是法官自由裁量的中枢因素，判决结果可能要依碰巧审理个案的法官的个性而定，法官的自由裁量结果由情绪、直觉、预感、偏见、脾气以及其他非法律因素所决定。[1]到底什么是法官的个性呢？法官的个性可以概括为，在案件的审判过程中，法官自身的所固有的一些参与到判断中来的非法律因素的总称，包括法官个人的政治素质、文化底蕴、道德修养及一些不确定的情感因素。
那么，在审判过程中，判决到底是怎样做出的呢？首先，让我们来看普通人在日常事务中是如何做出判断的。其实，“判断的过程很少是从前提出发继而得出结论的”。“判断的起点正与之相反——先形成一个不很确定的结论；一个人通常是从这一结论开始，然后努力去发现能够导致出该结论的前提。”[2]在实际的审判过程中，决定判决内容的既不是法律规范也不是逻辑更不是概念。换言之，判决的作出总是先根据感觉大胆得出结论，然后到法律和学说中去小心求证，无非是东寻西找、各取所需，最后确定据以判决的法律规定（相关法律条文），在这个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法官的个性。法律的形式理性就是指这样一种状态：系统性的法典经职业法官通过正当程序加以职业化的解释、推理和适用。法官的个性在审判中发挥着“超级自由裁量”的作用。质言之，必须承认司法主观性的客观存在，而且在法官的个性突现即是司法主观性的表现。
法官的个性与法的局限性：法律具有规范、指引、评价、预测、教育的功能，法律的适用应当具有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就是体现在对相同或类似的行为，应当有相同或类似的处理。但是，法律始终是不确定的，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存在着漏洞。法律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和滞后性。普遍的法律规范和个案处理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距离，这是自由裁量权存在的现实基础[3]，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是法官个性的内在应有之义。对于法官的个性在审判中的作用这一客观存在视而不见，显然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规则完美主义态度，它完全忽视了法官在抽象法律规范的具体化过程中所起的决定作用。规则完美主义认为，立法者具备完全理性，对于立法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科学圆满的认识，对于社会的规范需求具有完全的把握，而且基于语言的确定性和形式逻辑的完备性，立法者同时兼有充分的表达能力和准确的表达手段。因此，立法者完全有能力制定一个足以应付实践中所有疑难问题的规范体系，保证其完美无缺、逻辑自足，能够自动适应个案事实。而法官就像自动售货机，毫无独立意义，他所能起到的充其量是担当一个规范的简单套用者角色的作用。拿破仑曾认为，法律可以变为简单的几何公式，任何一个能识字并能将两个思想连接在一起的人，都能做出法律上的裁决。在这一意义上，法官成为机械的操作者甚至成为机械本身。
在法律漏洞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显得很有必要，否则，法官在大量的纠纷面前束手无策，大量的社会冲突与纠纷得不到解决，这样的法院和法官多少是令人失望的，而民众一旦对法律的失望是通过对法院的失望表现和宣泄出来，这种危害就有可能扩大和加剧。所以，拉伦茨先生认为，不得拒绝审判的法官，无论如何有义务去解释法律，并且在法律有漏洞时，有义务去补充它，德国学者科因也指出，如果一个起诉的请求权的基础事实未为立法者所考虑到，那么，法院固然可以以该诉不能获得法律依据为由，予以驳回，但它可能因此违反正义和衡平裁判的义务，法律存在和法院存在的意义淡然无存。
法官的个性与法的发展：法官的个性（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另一意义是能促进法律的发展。具有普遍性特征的法律是根据社会典型情况而作的一般规定，换言之，法律规范不得不舍弃各个具体的社会关系的特征，而以抽象的一般人、社会生活中典型的场合、事件和关系作为对象来调整。在一般情况下这也能导致公平，但是，具体情况并非总是典型的，相对于典型情况存在许多变种，如果将其与典型情况一样，适用同一法律规定，必然会“削足适履”，导致不正义。法官的个性正是沟通一般正义和个别正义矛盾的桥梁，法官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时，行使自由裁置权，变通适用法律，以免因法律的规定与特殊情况不相宜而不公平地分配利益，力求每个案件都获得正当、合理地解决。
大陆法系的法官，处在成文法的文化氛围中，其自由裁量权对法律发展之促进，不如英美法系法官这是事实。但是，大陆法系的法官们运用自由裁量权对法律发展的推进作用仍不可低估。解决法律与社会生活相协调的问题不仅属于立法者之职责，法官亦有许多事情要做。因为，立法机关过多地修改法律会损害法律的价值，因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立法步骤缓慢而麻烦，加之立法者的素质低下，社会转型的不确定因素的增加，都完全有可能难以完全从根本上修改或废除法律，指望通过更新立法的内容获得司法公正也不现实。因而，在法律运作过程中适当允许法官的个性发挥，使法律保持一定的开放性和灵活性，这种做法很是值得探讨的，如果立法与执法形成了这种良性的互动，法官就可根据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把经济、政治、哲学方面的要求及时补充到法律中去，法律由此被看作是由法官补充完成的未完成的作品，在机制上保障了法律的发展随时代与时俱进。
法官的个性与正义：“司法权与行政权独立，才会有自由的存在”。[4]司法权通过法院裁判权来体现。法院裁判权则是一种权威，即听审、裁判及决定的权威。[5]权威转化并不是否定个人或组织的魅力性权威，而是相对于法治，个人或组织的魅力性权威必须在法律之下。法院的权威裁判获得独立，是因为具有理性权威。在具体的案件中，究竟什么是认定某一具体案件的事实，究竟如何根据特定案件选择所适用的法律，在这一过程中不能不投入法官的主观因素甚至个人感情。[6]虽然社会和法律职业本身对法官的人格提出了高于一般人的道德要求，但是也有的法官会辜负人们对他在这一方面的期望。法官是掌握司法权的一个职业群体，而根据人们关于权力的认识，只要是存在权力的地方，就会有腐败产生，而且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自古不易的道理。如果法官手中的司法权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必然走向腐败。 “法官的人格是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换言之，如果法官也被腐化，不能够主持正义了，那么这个社会也没有什么正义可言了。
司法腐败说到底是司法主观性的泛滥。如何保证适当的司法主观性呢?首先是法官内心的道德约束。这要靠提高法官的素质来实现。在西方国家，任何人要想步入法官这一行业，都必须接受很高的学历教育。对于掌握权力者而言，仅仅靠他的内心约束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内心约束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约束，而道德并不总是能够发挥其抑制不良诱惑的威力。我们虽然在感情上对法官的人格寄予了神话般的希望，但是法官却并不因此而成为圣人，法官和任何普通公民一样，有着自己作为普通人的欲望和需求。既然如此，那么对法官的约束就不能仅仅通过其内心的约束，而是还必须通过来自法官外部的约束，这就是程序的约束。我国古代的法官中的绝大部分虽然来自于在科举考试中获胜的知识分子，但是仍然不能避免司法官吏腐败现象的产生，尤其是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屡禁屡腐，就是因为没有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程序制约机制。
程序制约是防止司法主观性泛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所谓程序制约，就是通过程序要件的满足，通过与程序的结果有切身利害关系的各方当事人的充分参与，形成对程序结果的制作者的外部约束，从而实现程序的公正。这种程序要件的满足，具体包括：第一，凡是利益受程序结果影响的人，应当有充分参与程序结果的形成过程的权利；第二，程序中相互对立的双方权利相同，义务对等，谁也不享有优于对方的诉讼地位；第三，制作程序结果的裁判者应当保持完全中立的立场，而不应当偏袒程序的任何一方；第四，法官的裁决必须产生于法庭审判活动全部结束之后，而不能在审判过程中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所形成的理性认识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他在审判活动之外所产生的预断、偏见或传闻的基础之上；第六，法官的裁判必须以程序的各方参与者在程序中所提出的有效意见、主张和证据为依据，而不能将一方或多方参与者的观点和证据任意地加以排除；第七，裁判者应当实现完全的个人独立，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来自与程序处理结果无关的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八，除非有法定不应当公开的情形，程序应当完全公开，使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充分了解程序结果的制作过程；第九，裁判者应当为其制定的程序结果进行充分的论证，也就是在裁判中详尽地说明判决的理由；等等。很显然，程序要件的满足要求程序的参与者通过平等地行使权利来实现对法官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它排除一切来自凌驾于程序之上的权力，也排除一切来自程序之外的干扰。
实现司法公开，实现对法官司法权力的制约，必须提高法官的素质及完善诉讼程序。只有当法官素质在整体上有了很大提高，而诉讼程序也有了长足进步的时候，才可以指望“公平如大水滚滚，正义如大河滔滔”的法治局面的出现。正义的防线将更加巩固。正如法社会学创始人爱尔维希说过一句名言：“法官的人格，是法律正义的最终保障。”
参考文献
[1] 参见[美]博西格诺.法律之门[M].邓子滨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2] [美]博西格诺.法律之门[M].邓子滨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3] 屈茂辉 佘佐鹏.论法官自由裁量权[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8(秋季号).
[4] 尹志学.分权制衡与现代法治——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的历史反思与现实启示[J].法律科学.1998.(4).
[5] 朱义坤.法律专业英语[M].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P38.另参见贺日开.司法改革：从权力走向权威——兼谈对司法本质的认识[J].法律科学.1999.(4).
[6] 石文龙.论法官与良知[N].人民法院报.2002-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