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破产重整制度的经济法属性

刘成江


　　一、 破产重整制度产生的背景及原因
　　破产重整制度的概念在法理学上有不同的解释，有的学者将之直接概括为公司的重整，认为重整是股份公司因财产发生困难，暂停营业或有停止营业的危险时，经法院裁定予以整顿而使之复兴的制度。有的学者认为破产重整制度又称为公司更生或是司法康复，指对可能或者已经发生破产原因但又有重生希望的企业，通过各方利害关系人的协商，并借助法律的强制性调整他们的利益，以挽救企业，使企业避免破产从而获得重生的法律制度。法律意义上的“重整”，也被称为整理或更生，是指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出现破产原因或有破产原因出现的危险时，为防止企业破产而经利害关系人申请，在法院的干预下，对该企业实行强制治理，使其复兴的法律制度。破产重整，是指被申请破产的企业为避免该企业破产，向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提出申请，由其主持按照企业同债权人达成的和解协议确定的方案，采取改善企业经营管理的措施，以挽救其生存的积极程序。破产重整制度的概念差异主要是由于重整程序社会代价大，要求的成本高，各国或者各地区根据其实际情况，在法律中对破产重整适用的范围做出了不同的规定。笔者比较赞同王卫国所归纳的概念:“重整，日文作“更生”，是指在企业无力偿债的情况下，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保护企业继续营业，实现债务清理和企业调整，使之摆脱困境、走向复兴的再建型债务清理制度。”尽管对破产重整有不同的定义，但是重整制度诞生的大环境却是一样的，都是在传统的破产清算与和解不能解决破产问题的环境下出现的。清算只能将破产主体从法律上简单地消灭，解决不了更为深刻的问题。破产和解的创立或多或少地缓解了传统破产法的强制性与片面性，但和解制度不能真正实现预防破产、拯救困境企业的目标，从和解程序的性质来看，“和解协议无非是一个偿债计划。”传统担保物债权的优先性与债权人对其在执行和解协议过程中重新掌握了对将来清偿于债权人的财产的支配权的债务人的质疑决定了和解制度不能担负起拯救困境企业的历史使命。
?二、从价值理念探讨破产重整制度的经济法属性
??中国目前正处在市场经济发展阶段，所要追求的目标与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所遵循的方向是截然不同的。计划经济追求公平优先、生存养人、 公平效率、追求（国有）资产最大化 、效率公平，而市场经济追求企业资产最大化、追求社会公平、生存养人。当中国的市场经济最完善时，最强的市场力量和最强的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相结合，就逼近了这样一个成熟的目标：最有效率的初次分配和最公平的再分配相结合。所以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诞生了经济法，经济法调整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各种法律关系，目的是迎合市场经济的目标，即追求社会公平与生存养人。公平竞争、提高效率与社会公平分配都要追寻社会整体利益的目标达成，即社会利益本位论。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希望能营造一个良好运行的市场经济环境，追求经济秩序的稳定运转。由此我们可知经济法的价值理念首要追求的是社会利益本位，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其次追求经济秩序的稳定与活跃，以达到社会公平。因此经济法的理念应该有三个：社会整体利益理念、经济秩序理念和社会公平理念，下面笔者将结合重整制度论述其是否体现了经济法的价值理念。
??（一）社会整体利益理念
??我们从上一段的论述知道了社会整体利益论贯穿于经济法中，经济法区别于行政法与民商法，是因为经济法的诞生本身就伴随着社会利益本位的价值观而产生的，考虑的出发点不再是行政法中简单的行政人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单是民法中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及利益平衡，而是错综复杂、相互交叉的法律关系，一般是在各种法律关系的基础上考虑综合目标及整体利益的实现。而重整制度是经济法的一个具体法律制度的选择，是社会利益本位论在破产法律关系中具体要求。制度选择是一种公共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选择的理性程度，代表了一个国家对多元利益的综合权衡。因此重整制度设计最初的出发点就是能够维护社会最大整体利益，从而希望规避由此而引起的社会问题，使其将要扩大化的社会问题得以阻止或将其收缩到最小化程度。因此破产重整制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整个制度的设计与贯穿中都明显地体现了社会整体利益理念。
??（二）经济秩序理念
??一个企业的倒闭并不只是一个企业主体的简单消灭，而剖开其最深层的问题那就是多方面的问题量化成一个社会的大问题，小到债权人的利益、企业职工的安抚保障问题得不到落实，大到相关企业经济效益的负面影响，有可能导致其他企业也会因此走上倒闭的道路。我们知道，一般大型企业的破产影响是非常大的，它所引起的经济连锁反应是很强烈的、所引起的社会问题是多方面的，其导致的结果也是很难去恢复的。所有因为企业破产可能引发的问题都有可能使经济秩序遭到严重的破坏，然后一连串的其他不稳定因素都会被激发出来，扰乱社会的安宁。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时，最科学的办法就是防患于未然，因而企业的破产问题要能得到有效的解决，而重整制度的设计则是一个很可行的办法，它的诞生就是为了能够使其企业在重建中尽量杜绝经济秩序不稳定问题的出现。经济法之所以要制定出维持经济关系稳定发展的法律，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就是希望通过这些法律法规规制各种经济关系，维持市场经
??（三）社会公平理念
??社会公平并不是指单方面的公平、绝对的公平，而是全方位的公平，即整体公平。经济法中的公平指的也是整体公平，而不是狭隘的公平，国家把握宏观与微观经济方向，制定一个总体可行的经济策略，制定经济法保证经济策略的有力施行。国家制定的经济策略则是结合了多方利益的，追求的是社会总体公平，而经济法作为经济方针策略施行的一个重要手段，也贯穿了社会公平理念。重整的设置本身也是公平理念的要求，将濒临破产的企业及公司予以区分，再适用不同的方式及程序，对于已经没有挽救的企业及公司，一般适用清算程序，而对于有挽救希望的企业应该启动重整程序。并不是不加以区分企业的类别而通通纳入清算程序中，重整制度的构建无疑是对有希望重生的企业的公平对待。而在破产重整制度中，不仅要考虑破产企业的重建与恢复，而且要考虑债权人、股东及内部职工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多层次的环境下考虑重整方案的可行性，有时可能会将其环境扩大到与企业相平行交叉的其他企业的连锁经济环境。目的就是能够达到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求得社会公平。重整制度的启动顾及各方利益，在其中寻找到一个平衡点，那么这个平衡点就是重整计划施行的方案。重整制度对担保物权限制的目的就是为了使重整计划顺利地实施，最终实现各方主体的最大化利益。而对担保物权的限制最终的结果不能损害具有担保物权的债权人，维护社会整体的公平但不能损害各方主体最终的利益分配，这就是重整制度设计的一大魅力。兼顾各方的利益，不损害各主体利益的基础上寻找到利益分配的最佳方案。重整制度要追求的是社会整体经济效益的实现及社会的整体公平，因此重整制度始终都贯彻了社会公平理念。
??三、从基本原则讨论破产重整制度的经济法属性
??按照《布莱克法律词典》的定义，所谓原则，是指“法律的基本真理或准则，一种构成其他规则的基础或根源的总括性原理或准则。”据此，我们不难推论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即是指贯穿于经济法实践运作全过程之中，作为经济法规则基础的指导思想和原理。经济法基本原则是经济法的宗旨，具有全局性的指导作用和适用价值的根本思想或准则，但是如果要较为准确地概括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还要注意与经济法的价值与经济法的调整方法相区别。有的学者将非法律的原则表述为一种法律原则，如资源优化配置原则。资源优化配置是指资源在生产和再生产各个环节上最有效的流动和利用，并未反映权利义务运作之要求或特点，严格讲，将之作为一项法律原则纳入经济法范畴较为不妥。有的学者将经济法部门法的原则错位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如邱本先生的“计划原则”与“反垄断原则”；也有学者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作为经济法原则，如史际春、邓峰先生所主张的“平衡协调原则，”平衡协调主要强调的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所使用的方法或手段，所以将其定位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所不妥。据此，在笔者看来可以概括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只有两个，即国家适度干预原则与合理竞争原则。下面就结合重整制度讨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一）适当干预原则
??所谓适当干预，是指国家或经济自治团体应当在充分尊重经济自主的前提下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一种有效但又合理谨慎的干预。经济法的设定是基于国家运用权力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以此才能形成与强势方的抗衡，维持合理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而国家的干预是适当的，而不是无限制的，公权力的干预要充分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运行，尊重经济主体的自治意愿，只有出现威胁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情况时，才能进行干预。因此适当干预是国家基于“市场失灵”问题而产生的，“有形的手”介入“无形的手”，弥补市场自身运行所出现的缺陷与弊病。而在“有形之手”进行干预时，则需要适量、正确地予以干预，运用法律制度限制国家干预市场运行的权限，明确国家干预的目的与手段。破产重整制度将企业的拯救置于中心地位，并不仅仅着眼于包括企业中的各方当事人的利益，而且着眼于企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地位及其兴衰存亡对社会的影响，强调国家对私权的干预。由此也能知晓，重整法律制度正是国家运用公权力介入破产经济活动中的的巧妙设计，突破了属于私法领域的清算制度与和解制度，引进了公法概念。特别是法院在整个重整制度过程中所扮演的中立角色，则是破产重整制度设计的一大亮点，法院的介入能很好地使重整制度在尊重重整利害关系人自由协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只有在债权人会议召开时债权小组之间通过协商不能施行重整计划时，如果此重整执行计划能维护社会整体利益，那么法院就会采取行动强制批准重整计划的执行。而在整个重整程序的启动到结束过程中，法院大多时候扮演的角色都是中立与被动的，只有在当事人以及利害关系人解决重整问题失灵的情况下，法院的角色才会由被动转为主动，但在主动介入重整程序时，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与法律规定，由此限制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力，使破产重整制度步入法制程序。
??（二）合理竞争原则
??竞争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运行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竞争。而市场机制本身的运行有不可调和的缺陷，放任的竞争会导致不正当竞争与垄断，最终的结果会引起整个经济市场的动乱与混乱。因此要维护合理的竞争以维持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创造经济价值的有效化及最大化。经济学家穆勒所指出的那样：“就租金、利息、工资和价格而言，它们由竞争决定，由此要制定法律，假如竞争是它们的唯一调节者和订立概括性的法制，就要根据它们所受到的调节而设计科学性的条款。”因而，以维护市场机制有效运转为重点的经济法便应当将竞争的合理运行纳入自己的调控范围，藉以充分发挥竞争之积极功效，抑制甚而消灭其消极作用。经济法所要维护的竞争是建立在合理竞争原则基础上的，目的是实现竞争的有序、有效。
??四、从调整对象与调整方法论述破产重整制度的经济法属性
??（一）从调整对象论破产重整制度的经济法属性
??法的调整对象是法的划分标准与存在依据，也是任何法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与分析框架，经济法也概无例外。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关系，本质上是国家对市场经济的适度干预，是对市场不足的弥补。从调整范围来看，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宏观层面的宏观调控关系，另一个则是微观层面的市场规制关系。具体而言，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指由于国家参与干预而形成的，以国家或者国家机关为一方主体同有关各方之间的各种经济关系，包括市场主体调控关系、市场管理关系、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监督关系。市场主体调控关系是指国家对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企业的设立、变更、终止及内部管理所进行的协调、干预而产生的经济关系。这种干预、协调不是要将市场主体变成政府机构的附属物，而是创造市场主体生存、发展的合适空间，促使市场主体内部结构优化、经营机制转变、经济效益提高。而法院在重整的过程中对企业的协调、干预所形成的经济关系可纳入经济法调整对象中的市场主体调控关系范畴内，法院干预的目的也就是为了使企业的恢复获得最大的社会价值，提高整体经济效益，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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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调整方法论破产重整制度的经济法属性
??法的调整方法是指法在调整社会关系时所采取的基本方式和手段。经济法的调整方法是指“由国家规定的可以以某种合理方式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法”。经济法的调整方法主要关注的是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所使用的方法或手段，强调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法之合理性。经济法使用的调整方法可以具体为很多，如采取其他部门法的调整方法，有行政调整手段、民事调整手段及刑事调整手段。有时会只用一种手段对经济关系进行规范，有时可能综合利用所有调整方法予以调整。虽说经济法的调整方法与其他部门法的调整方法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在调整方法的性质、适用的目的和导致的后果都有其特定性。而所有的手段措施目的都是为平衡协调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服务，从大原则来讲，经济法常用的就是运用协调方式调整利益主体之间的纠纷与冲突，我们只要在大的方向明确经济法调整方法的宗旨，就可以把握好经济关系的量与度。重整制度中采用的主要手段就是协调债权人与债务人、企业与股东、职工之间的利益，这样的协调是需要公权力的强制性作为后盾。在启动重整程序之后，各利害关系人按照债权性质的不同分为不同种类的债权人组，然后组成债权人会议，对企业的重整问题进行讨论与表决。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关键词: 案件事实/证据事实/事实与事物/证人证言/事实与意见
内容提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制定发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在我国刑事诉讼中首次明文确立证据裁判原则、意见证据排除规则等。事实与事物既有同一性又存在明显差别。案件事实不同于证据事实，案件事实不是适用法律的依据，证据意义上的事实才是适用法律的依据；案件事实的存在形式不受限制，无法被消灭，却有赖于证据证明，证据意义上的事实不仅存在形式和表现方式要受限制，而且还可能被消灭；证据意义上的事实除了具有客观性特征外，还具主观性特征。“合乎一般生活经验判断”的证言可以认定为事实，证人根据专业知识就专业问题作出的判断意见具有证据事实属性。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最近联合制定发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第十二条第三款规定：“证人的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的除外。”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首次明文确立了证据裁判原则、意见证据规则。

证据是指能证明未知事实的已知事实。案件事实与证据事实，皆为事实。认定案件事实，应当以证据事实为根据，案件事实与证据事实既有同一性又存在差别，研究证据意义上的事实，有助于在司法实践中准确理解、适用证据裁判原则和意见证据排除规则。一、事实与事物“事”，指事情、事件；“实”，指真实、实际。“事”与“实”的组合，构成“事实”这个词[1]。“事实”在法学理论或司法实践中十分常见，如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消灭的行为和事件被称为“法律事实”，其还可具体分为侵权事实、违约事实、犯罪事实；如在婚姻法中，与法定婚姻对应的有“事实婚姻”；在诉讼法中，强调“以事实为依据”。

事实，在不同场合被强调的意思会不尽相同。从哲学角度看“事实”，主观说认为事实是“主体对客观事物、事件及过程的感受和认识”；客观说认为“事实并不是人的感觉和知觉，而是引起人们感觉和知觉的东西，事实也不是人的断定和陈述，而是被人断定和陈述的东西”；主客观统一说则认为“事实不仅是指客观存在的事物，同时也包含主体关于客观事物、事件及其过程的反映和把握”。[2]从法理及诉讼角度看“事实”，在“事实价值”问题上，事实主要是存在、真实的意思；“事实合同”中的事实特指没有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却能够表明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合同关系的状况；“事实婚姻”中的事实则旨在明确具有婚姻内容但不符合法定婚姻形式的男女同居方式；诉讼法中的“事实”，即可以是指能证明未知事实的已知事实——证据事实，又可以是有待证明的未知事实——案件事实。事实具有如下基本特征。首先，凡事实都是已经发生的情况，而不是可能发生或尚未发生的情况，事实具有即存实在性特征。没有发生的，不能称为事实，根据现实条件或客观规律预见可能出现情况，只能称推测或预见而不能叫事实。刑事诉讼活动中，侦查员和检察官可以依靠逻辑推理和合理想象来推断罪犯作案时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过程，但法官却不能把这种推断作为判案的事实依据。其次，凡事实都始终保持原来的样子，是不会也不能改变的，事实具有不可变性的特征。出现新的事实，意味着原来的事实成为历史事实，新的事实无法改变原来的事实。如诉讼证据客观性要素认为罪犯毁灭、掩藏罪证，或制造假象的行为也具有客观性，指的就是毁灭、掩藏罪证，或作假行为本身是一个在制造新的事实的行为。再次，凡事实都是永远消灭不了、抹杀不掉的，事实具有永恒性的特征。某种事实一经发生，在时空中就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尽管有的事实可能没有被人们所认识，或被人们有意无意地掩盖起来，也可能在人们头脑中被遗忘或忽略；但说不定哪一天它又会显现出来或被发掘出来。事实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存在。

事物是指客观存在的一切物体和现象。[3]事实与事物的概念表述存在重合性，往往会被认为是同一概念，如诉讼证据中的物证，指的是以外部特征、内在属性和所处位置证明案件事实的物品和痕迹，物证意义上的事实即物证本身，物证既是物证意义上事实的载体，事实的来源，还是证明的依据；书证是指用文字、符号、图画记载人们思想行为内容并以此证明案件事实的书面文件或物品，书证也是特殊的物证，与物证的区别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角度不同。事实与事物在实物证据概念上基本重合，事物即是事实，事物的存在形式和特征亦是事实的内容来源，又是表述、认定事实的具体途径。即使言词证据，如证人证言，证人就耳闻目睹等方法感知的客观事物所作的如实陈述，即为“事实”，因为“如实陈述”与“被陈述的事物”具有同一性，则有证据属性，如是分析推理，则为意见，不能成为证据，缘于分析推理与事物不具有同一性。因此，证人的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不具有证据事实属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意见性陈述可以例外，可以被认定为证据意义上的事实，又缘于事实与事物是可以分离的。

无论在哲理上还是在诉讼证明中，事实与事物确是既有联系又存在区别，[4]事实源自事物，但又不同于事物。如相同的事物，在不同的人眼中，会被看作为不同的“事实”。同样的容貌举止，在有的人看来感觉极佳、相见恨晚，有的则毫无感觉、不屑一顾。事实不同于事物的具体表现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存在的方式不同。事物是事实的载体，没有事物则不产生事实，事实是事物现象的表述。作为客观事物，同样是婚姻，表现出来的事实却并不一致，未经法定登记的婚姻被称为事实婚姻；同样是人，不因非婚生则不是人，婚姻期间所生被称为婚生子女，反之则为非婚生子女。第二，可变性不同。事物会发生变化，事实却不会变化。事物的变化会导致产生新的事实。依法设立的企业，在设立后没有依法经营，可依法追究违法经营法律责任，但不能认为该企业不是依法设立的企业。原有的事物消失了，原有的事实却依然存在着，只不过由现实的事实变成历史的事实。人的容貌会随着岁月或经整容发生变化，旧貌换新颜。从不漂亮变为漂亮，只表明容貌发生变化，但无法取消原有的“旧貌”事实，漂亮是基于“新颜”的容貌产生的新的事实，“旧貌”成为过去。第三，相对性的表现不同。事物的反面是无，事实的反面是假，假的并不是无。事物是客观存在的物体和现象，只有存在与不存在之分，没有真假、虚实之别。虚假的事实也是事实，虚假的事实也有客观性，如被伪造的犯罪现场，被假冒签字的借条，虽有待去伪存真，由表及里，才能认识事实真相，但造假的行为也是事实。

现象是指事物的存在及发展、变化中所表现出来的外部形态，能够被人们看到、听到、闻到、触摸到，知觉到的一切客观情况。[5]如月亮东升西落、刮风下雨、苹果落地、太阳是圆的。现象可分为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作为自然现象，如：人的出生与死亡；作为社会现象，如国家的产生与灭亡、贫富分化、通货膨胀。现象既可通过人体感官直接感觉到，也可借助仪器才能感觉到的，如，借助显微镜观察到的细菌的形状、借助望远镜观察到的天体的形状。现象和事实经常会被混为一谈。事实既有别于事物，亦有别于现象。事实不是现象本身，事实与现象的区别在于以下三点。第一，内涵不同。现象是人们的感知所要解释的对象，只有把握现象才能够解释现象。事实是对现象的表述、解释，也是把握现象的一种方式。现象本身不是事实，特定描述下的现象才是事实。第二，属性不同。现象是纯客观的，事实则是客观和主观的统一物。同样的现象在不同的人会被看做不同的事实。人们常常为了事实（是或不是，抑或其它）而争论不休。立场和感情，观念和方法，不同的个人，其所看到的，所认定的“事实”，事实上是不一样的。第三，形成的途经不同。事实需要经过思考才能形成，现象不需要思考。事实是人们经过概念定义，逻辑思维认定与把握的。

二、案件事实与证据事实

诉讼中的事实不外乎已知事实和未知事实。所谓已知事实就是证据意义上的事实，所谓未知事实就是证明对象，即有待于运用证据进行证明的案件事实。诉讼中的事实不仅是指有待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还包括可以证明待证事实的证据意义上的事实。司法实践中所谓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和前提不仅取决于证明对象是否充分，更取决于是否均有证据证明。证据意义上的事实是能折射出案件事实的“镜子”，案件事实与证据事实，既有同一性亦存在明显区别。

第一是诉讼价值不同。案件事实不是适用法律的依据，证据意义上的事实才是适用法律的根据。凡案件事实，均是已发生、过去的事实，不可能重复，也不可能再造。事实只对当事人是真实的、有意义的，对于别人，已过去的事实无从把握，只有拿到法庭上当呈堂证供的证据才有可能再现事实。法律只有通过证据，才能看到事实、认定事实。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但法律并不是以案件事实为依据，而是以证据事实为依据。你杀了人，如果没有你在犯罪现场的证人，推论不出你的杀人动机，找不到有你指纹的杀人凶器，你就没杀人。而如果你没杀人，所有的证据都莫名其妙地齐全，你就杀人了。前段时间被纠正的赵作海命案误判就是如此。正因为证据事实与案件事实存在的区别，给了检察官、律师和法官在法庭上用证据复原或再造“事实”的空间，什么是案件事实似乎并不重要，能被法庭认可的“证据意义上的事实”才是重要的。

第二是存在的方式与永恒性不同。案件事实的存在方式虽然是多样的，不受限制的，并且是永恒的，无法被消灭的，却有赖于证据的证明。证据意义上的事实不仅存在和表现方式要受限制，而且还可能被消灭。如将留在茶杯上的指纹擦掉，指纹痕迹没有了，拿过茶杯的物证事实随之被消灭了。用喷发胶涂抹手指后拿茶杯，隔断指纹与茶杯的接触，拿过茶杯的案件事实则不会留下物证事实。案件事实是重要的，不知道案件事实，则无从收集、审查判断证据事实，但案件事实不等于证据，更重要的是证据，没有证据，就没有事实。

第三是主客观一致性不同。证据意义上的事实除了具有事实一般特征外，还具主客观相统一特征。证据意义上的事实是客观的，即实在地存在于客观外界，无论人们是否承认、是否发现，都不影响事实的存在，证据意义上的事实独立于收集、认知证据主体的思维、观念世界。无论是否被发现，被准确认知，都不影响证据意义上事实的客观存在。证据意义上的事实具有主观性，是指事实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已知性，只有已知的事实才能作为诉讼证据。人们把握事实为了某种认识目的，那些与认识目的无关的“事实”即使存在，也不会进入我们的视野。收集、审查证据目的源于案件事实的证明需要，又服务于案件事实的既定证明目的。

第四是客观性标准不同。凡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便是真实的。证据意义上的事实是能用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但不真实的事实也可以成为证据。如伪造的书证是不真实的，但伪造的行为却是客观的。因此，客观存在的证据意义上的事实，不一定都是真实的，需要人们审查判断，透过现象看本质，去伪存真。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在司法诉讼，都会遇到“虚假事实”，如我告你借钱不还，你说从来就没有借过钱。但事实是你的确借了钱，所以法官断定你讲的是“虚假的事实”。

第五是法定要求不同。证据意义上的事实需要具备一定的表现形式，即具备证据资格，还要通过法定方式收集、审查、判断；证据的合法性特征，也是证据事实有别于案件事实的重要特征。证据意义上的事实首先应当具备合法性条件，才具有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资格，否则即便具备客观性、关联性，也应予以排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最近联合制定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三、证人证言中的事实与意见

证人就感知的客观事物所作的如实陈述属于事实，具有证据属性。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内容属于意见，不具有事实属性，不能作为证据。司法实践中，证人证言中事实与意见的界定有时并不清楚。如果司法人员误把证人分析推断当作证人耳闻目睹案件事实，就容易作出不正确结论；反之，如果误把证人感知到的案件事实作为证人意见拒绝采信，就有可能丧失定案依据，从而对案件事实作出错误判断。

证人证言中的事实属于证据意义上的事实，是指证人亲历和感知并以如实陈述方法表述出来的案件事实。证人证言具有很强的客观性：其一，感知事实的主体是能够明辨是非、正确表达的自然人，年幼及存在生理或心理缺陷的人不能成为证人；其二，感知事实的途径是通过证人的感官如耳、目、鼻、口等亲历感知；其三，感知事实的内容是与案件有关的客观存在的事件或人们的行为；其四，表述事实的方法是客观如实陈述。

证人证言也具有明显的主观性。证人证言的形成，经历感知、记忆和陈述三个阶段。证人所称的案件事实经过感官感知、大脑储存、语言表达，已不再完全是原来意义上的客观事实。证人证言中的主观性，体现在形成证人证言的各个阶段。

第一，感知阶段，人们在感知外界事物时会不由自主地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和情感倾向把刺激信号加工为某种确定的概念。虽然这种概念可以使人的认识更为深刻和全面，但它是以个人的知识经验为基础的，并且要受个人情感倾向的影响，存在认识误差的可能性。一位汽车修理工可以根据汽车的形状或者声音感知汽车的种类。身材矮小的抢劫案受害人可能把中等身材的罪犯感知为身材高大的人。

第二，记忆阶段，大脑对接受的感知信号进行“编码”处理，组成暂时的神经联系，贮存在大脑皮层的神经元内。从感知到贮存的过程，称为“记忆”。贮存在大脑皮层神经元内的感知信号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信号会淡化、模糊，甚至完全消失。同时，许多因素会影响记忆效果，如主动还是被动记忆、记忆时的心理状态、识记后其它认识活动的干扰、记忆储存时间的长短等。再加上遗传、体质、训练、年龄、疾病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的人的记忆能力并不完全相同。

第三，表述阶段，证人表述的内容是否符合案件事实，主要取决于记忆是否准确；如果领会问题能力和逻辑思维有偏差，其表述很难准确。其他一些因素可能影响表述的准确性，如表述的动机、表述的自觉性、表述的准备是否充分、表述者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询问者的态度和提问方式、询问时的环境条件及外界干扰情况等。

在证人证言形成过程中，主观方面的理解性和选择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感知能力，影响感知结果。诚实的证人也会因感知、记忆、陈述等阶段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而提供不完全属实甚至完全不属实的证言。

证人证言中的意见是指证人不是或不完全是依据自身所感知的事实，而是依据其知识和经验，以分析、推理等方式陈述对事实的看法。证人证言中的意见，也被称为“意见证据”。国内有学者认为“意见证据是指证人陈述其从观察到的事实中所得出的结论”。[6]还有人认为，“意见证据是证人根据其所感知的事实作出的意见或推断性证言”。[7]国外学者对意见证据的解释也有不同。有人认为，证人基于直接呈现于其感观上之事实，推论系争事实存在与否，法律上称之为“意见”；证人基于上述推论所作的陈述，称之为“意见证据”。有人认为，意见在证据法上的意义，是指从观察到的事实所作的推论。还有人认为，“从观察事实所得出的推论”。[8]归纳国内外学者对意见证据的评述，有以下几点共性。首先，从形式看，意见证据是一种“猜测”、“评论”或“推断”。例如，大火烧起来后，从楼里奔出一个神色慌张的中年男人。证人陈述到此，又补充说道：“那人像是纵火犯。”证人补充的内容便属于一种“猜测”、“评论”或“推断”。

其次，从来源看，意见证据的这种“猜测”、“评论”或“推断”，是“证人基于直接呈现于其感观上之事实”以及其“观察到的事实”而作出的。例如，某金店发生了一起抢劫案，附近一条街上的一位证人听到了击碎玻璃的声音，稍后他还看到某人从金店里跑到街上来，背着一个黑色旅行双肩包，手上正流着血。从该些情况显然已可推论出这个人就是抢劫犯，通常证人会说：“我看到了那个抢劫犯。”但是，当证人这样说的时候，并非在陈述所见事实，因为他并没有看到抢劫。“抢劫犯”只是一个推断，是意见证据。证言中具有相关性的部分只是证人看到和听到的那些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