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十三号


　　2009年9月24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修订的《内蒙古自治区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现予公布，自2009年12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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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行政执法监察条例


（1996年9月28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2009年9月24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行政执法监督，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应当遵守本条例。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领导并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执法监督工作。
　　第四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是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并接受上级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的业务指导。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法制工作机构是本系统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具体负责本系统的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并接受本级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的业务指导。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其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上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对下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行政执法活动实施监督。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设立在本行政区域内不属于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部门的行政执法情况依法进行监督。
　　第六条　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制统一、公开公正的原则。
　　第七条　行政执法活动和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应当接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接受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依照有关法律接受司法监督，接受新闻媒体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第八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政府法制部门建设，保证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的落实。


第二章　行政执法监督的内容


　　第九条　行政执法监督的主要内容：
　　（一）检查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
　　（二）检查行政执法责任制落实情况；
　　（三）审查行政执法主体的合法性；
　　（四）监督管理行政执法人员资格认证和行政执法证件；
　　（五）审查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和适当性；
　　（六）监督检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适当性；
　　（七）监督行政执法机构依法履行法定职责；
　　（八）办理、指导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和行政赔偿；
　　（九）协调行政机关之间在行政执法活动中产生的争议；
　　（十）组织、指导、参与行政执法检查；
　　（十一）受理行政相对人的举报、投诉；
　　（十二）纠正违法、不当的行政行为；
　　（十三）依法应当办理的其他行政执法监督事项。
　　第十条　实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和重大行政处罚备案制度，具体办法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制度。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适时组织行政执法部门梳理执法依据，根据本部门执法岗位的配置情况，分解执法职责，确定执法责任，规范执法程序。
　　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将梳理确认后的行政执法主体、行政执法依据、行政执法职责、行政执法岗位、行政执法程序、监督举报方式等向社会公布。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应当公开、公平、公正地进行，并应当听取公众意见。评议考核应当纳入同级政府考核指标体系。评议考核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
　　行政执法责任制具体实施办法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十二条　实行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合法性审查制度。
　　行政执法由行政执法部门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
　　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将其执法依据、职能、机构编制方案等有关材料报本级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审查，经本级人民政府确认后予以公告。
　　行政执法部门委托行政执法的，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并报本级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备案。
　　第十三条　实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认证制度。
　　行政执法人员从事行政执法工作，应当参加资格认证统一培训，经考试合格后取得自治区人民政府统一核发的行政执法证件。
　　行政执法人员资格认证办法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十四条　行政执法监督人员从事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应当持有自治区人民政府统一核发的行政执法监督证件，熟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行政执法业务知识，忠于职守、办事公正、清正廉洁。
　　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可以聘请行政执法特邀监督员，加强对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
　　第十五条　实行依法行政报告制度。
　　各级人民政府每年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本地区依法行政和行政执法责任制情况；各级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主管部门报告本部门依法行政和行政执法责任制情况。
　　依法行政报告应当在每年十二月二十日前报送，由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或者本部门受理和审查。
　　第十六条　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建立有关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案卷，案卷文书格式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会同有关行政执法部门确定。
　　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每年应当组织行政执法案卷评查。


第三章　行政执法监督程序


　　第十七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应当定期对行政执法情况进行检查，及时纠正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对检查中发现的重大问题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报告。
　　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定期对本单位的行政执法情况进行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重大问题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主管部门报告。
　　第十八条　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可以根据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诉、控告、检举和新闻媒体反映的事项适时组织行政执法监督检查。
　　第十九条　行政执法监督工作人员执行监督检查公务时，应当由两人以上进行，出示自治区人民政府统一核发的行政执法监督证件，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依法进行监督检查；
　　（二）严格履行工作职责；
　　（三）秉公办事、不徇私舞弊；
　　（四）保守工作秘密，保护举报人；
　　（五）其他应当遵守的规定。
　　第二十条　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开展监督检查时，可以采取下列方式：
　　（一）调阅行政执法案卷和其他有关材料；
　　（二）询问行政执法人员、行政管理相对人和其他相关人员；
　　（三）委托社会组织进行鉴定、评估、检测、勘验；
　　（四）采用必要的录音、录像等方式收集、保全证据；
　　（五）组织召开听证会、专家论证会。
　　行政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监督检查活动应当予以配合。
　　第二十一条　行政执法部门之间在行政执法活动中发生争议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负责协调；协调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由负责协调的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提出意见报本级人民政府决定；本级人民政府无权决定的，报请有决定权的机关处理。
　　第二十二条　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依法应当由有关机关处理的事项，移送有关机关处理；有关机关处理后，应当将处理情况在作出处理决定之日起二十日内书面告知行政执法监督机构。


第四章　行政执法监督的处理


　　第二十三条　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在监督检查中发现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应当向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发出行政执法监督文书，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在接到行政执法监督文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将处理结果书面报告行政执法监督机构。
　　第二十四条　行政执法部门对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未在规定时间内作出处理的，由有监督权的机构根据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的性质、程度等情况，依照职权分别作出如下处理：
　　（一）责令限期履行；
　　（二）责令补正或者更正；
　　（三）撤销；
　　（四）确认违法。
　　第二十五条　行政执法机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由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责令限期履行：
　　（一）无正当理由不履行法定职责的；
　　（二）无正当理由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
　　第二十六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执法行为应当予以补正或者更正：
　　（一）未说明理由且事后补充说明理由，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没有异议的；
　　（二）文字表述错误或者计算错误的；
　　（三）未载明决定作出日期的；
　　（四）程序上存在其他瑕疵，未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
　　补正或者更正应当以书面决定的方式作出。
　　第二十七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执法行为应当撤销：
　　（一）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规章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但是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除外；
　　（四）超越法定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
　　（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应当撤销的情形。
　　第二十八条　行政执法行为的撤销，不适用以下情形：
　　（一）撤销可能对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或者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予撤销的情形。
　　行政执法行为不予撤销的，行政机关应当自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由有关机关责令采取补救措施。
　　第二十九条　行政执法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确认违法：
　　（一）行政执法部门不履行职责，责令其履行法定职责已无实际意义的；
　　（二）行政执法行为违法，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三）行政执法行为违法，依法不予撤销的；
　　（四）其他应当确认违法情形的。
　　第三十条　行政执法机构对行政执法监督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作出处理决定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申请复查。
　　作出处理决定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应当在收到复查申请之日起十日内作出复查决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行政执法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未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制度的；
　　（二）未按照规定执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的；
　　（三）未按照规定执行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审查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认证制度的；
　　（四）未履行法定职责或者违反法定程序的；
　　（五）未按照规定建立和评查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具体行政行为案卷的；
　　（六）未按照规定执行依法行政报告制度的；
　　（七）未执行本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决定权的机关对行政执法争议调处决定的；
　　（八）不配合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调查工作的；
　　（九）妨碍行政执法监督人员依法履行监督职责的；
　　（十）拒绝执行行政执法监督决定或者拒绝报告行政执法监督决定执行情况的。
　　第三十二条　行政执法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行政执法部门根据情况给予通报批评、调离执法岗位；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履行法定职责的；
　　（二）超越职权或者滥用职权的；
　　（三）妨碍行政执法监督的；
　　（四）对申诉、控告、检举者打击报复的；
　　（五）有其他违法失职行为的。
　　被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追究刑事责任的行政执法人员，由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暂扣或者撤销行政执法证件并向社会公告。
　　第三十三条　行政执法监督人员在行政执法监督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暂扣或者吊销其行政执法监督证件，情节严重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履行行政执法监督职责的；
　　（二）违法行使行政执法监督职权的；
　　（三）利用行政执法监督职权为本单位或者个人谋取私利的；
　　（四）涂改、转借行政执法监督证件的；
　　（五）有其他违反本条例行为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所称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是指自治区各级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和各级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的法制工作机构。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所称行政执法，是指自治区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实施法律、法规、规章而作出的下列行政行为：
　　（一）制定本行政区域内规范性文件的抽象行政行为；
　　（二）作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给付、行政征收、行政确认等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和义务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所称行政执法部门，是指行政执法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2009年12月1日起施行。





北魏后期对孝文帝法制改革的推进

刘成江


　　孝文帝太和改革以后，北魏国势进入极盛时期。北魏君主自诩为正统，垂法四海，遗泽流光之雄心益强。宣武帝元恪遵循太和改革的理论框架，热衷于制礼作乐。在对太和律加以补充和修改的基础上，制定了北魏律定本——正始律，北魏法律的可操作性大大提高。同时，通过全面、深入地将封建礼教与法律相结合，基本上完成了北魏法制的儒家化进程。
　　一、北魏律定本——正始律
　　太和年间的改革为推行举国一致遵行的封建道德规范做出了法制保障。太和年间制定的律令法典以及移风易俗措施，使封建意识形态深入基层。由于孝文帝及其后继者宣武帝等北魏帝王笃好儒家经典，大批博闻名儒因经术文史获得重用。帝王的提倡，为儒学复兴提供了汉末以来少有的机遇，北朝教育空前蓬勃发展。宣武帝时，“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语）》。”“髦士盈朝，济济之美”。洛阳朝廷的官僚结构与昔日粗野不文已大相径庭。
　　随着儒学研究的深入，现行律令不够完备，精密，适用时尚有“疑舛”的缺陷显现出来。于是，正始元年（公元504年）冬，宣武帝诏令制新律令，企图通过部分内容和文字的增删和调整，纠正北魏律的内部混乱，提高可操作性。
　　正始定律，由太师彭城王元勰领衔主持。他“与高阳王雍、八座、朝士有才学者五日一集，参论轨制应否之宜”。当时参与议律者大致分为三类人：第一类是宗室诸王，他们参与议律，提高了议律的规格和权威性。第二类是现任或曾任司法、监察职务，富于司法实务经验的官员，他们的职业化程度高，可以提高立法反映和预测社会需求的准确性，提高立法质量，突出了制律令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特点。第三类是中央文职官员，这些人儒学功底雄厚，参与议律令便于糅和礼法。正始律由这么一批名儒文士、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律家、从政实践经验丰富的官僚，“斟酌新旧，更加思理”，共同议定制成，其在礼法结合的深度和广度上无疑是超迈前律，故有“永作通制”之言。
　　二、礼法结合思想的深化
　　1．尊长卑幼，夫权本位，北魏前期，朝廷重视举告犯罪，忽略亲属相隐。正始年间修律，明确加以矫正，有关亲属容隐的规定正式入律：“律，子孙告父母、祖父母者死。”窦瑗引经阐释其意，云“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杀害之类，恩须相隐，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见其直。”也就是说，尊长纵有过恶，恩当容隐，卑幼若告，是蔑弃亲权，无人子之心，必须重惩以死刑。
　　家庭内父亲的家长权、男尊女卑的法律地位得到明确肯定。北魏规定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但若夫先葬在北，妇葬在南，“妇人从夫，宜还代（北）葬”。若妻坟在北，夫死于洛，则“不得以尊就卑”还北，违者犯法。这一规定针对游牧民族宗法观念，宗法秩序相对淡漠，强制予以矫正。
2．贯彻执行身份罪责制，礼为法本，意味着行法必须遵循礼来别尊卑、辨上下，对不同身份的犯罪者异其罪责。正始律非常明确地强调君主及皇族之特别人格、贵族官僚之特殊地位；对于亲属之间相犯，注意分辨相互身份，保证依身份定其罪责。
　　（1）免官和官当细则的完善，在运用刑罚上优待官僚，自汉代就有削爵、免官之类以官和爵抵罪的方式，但多为权宜做法，尚未成为定制。在北魏前期，对于官僚犯罪，也有“以官爵除刑”的官当法，但较少运用。孝文帝改革以后，优免官僚的案例显著增加。到北魏后期，犯罪官吏被追究刑事责任时，大多能藉罚赎、除名、削爵、免官、官当等途径逃避斧钺流徒实刑。皇族的地位特殊，法律规定，他们犯罪，按例削减刑罚等级：“律，罪例减，及先帝之缌麻。”北魏还明确规定官爵折抵刑罚的方法：“五等列爵及在官品令从第五，以阶当刑二岁；免官者，三载之后听仕，降先阶一等。”官当适用的主体是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的贵族，以及官阶在从第五品以上的官僚。他们犯罪，以官阶抵当二岁徒刑。免官者，三年后降先阶一等复叙。
　　以官爵折抵罪刑，有官爵完全当罪刑，也有免去所居官职，保留爵位，还有留官削爵。官职可以抵刑，爵位也可用于抵刑，但这两者也有不同，官阶代表职权大小，爵位指示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的高低和经济收益的丰寡；官仅及本人，爵可传后嗣；官多由功得，爵可因亲封；有官未必有爵，有爵大抵有官。若以爵抵刑已尽，尊贵地位永坠；而免官三年可降阶复叙。延昌二年（公元513年），经过群臣讨论，世宗批准了以爵邑抵罪除名后的起复细则，大致内容为有爵者犯罪除名，官职爵位尽失，三年之后，可以各降本爵一等起复。最低爵（散）乡男，爵位已无可降，依其官品起复。
　　从北魏对以官、爵抵当罪刑的等级划分来看，既有晋律梁律的影响，也有自己的创造。它给犯罪官吏留下了重新入仕的门径，使他们的政治前途不至于轻易地被彻底断送。但北魏末期，官当的适用主体大大扩展，不再限于官品从第五品以上者。无官品、无禄恤的“中正”和官廷禁卫等流外勋人皆可以职当刑。特权滥施结果造成刑法威力锐减，吏治江河日下。
　　（2）“八议”制度化，北魏后期，处理八议中人犯罪，要“依律上议”，由有司开具其犯罪事实及所坐罪名，应议之状，凑请集议。然后据旨召集一定范围内的官员评议犯罪人的罪与刑，议定奏裁。若所犯是常罪，通过评议即可获降减其刑的优待。故而请议不仅有提供从宽处罚机会的程序性的意义，也具有刑罚减等的实体性内容，说明“八议”已由过去的抽象的原则转变成为刚性的具体的制度。
　　贵族官僚具有特殊身份，其犯罪不经皇帝批准，不得逮捕。法司审问犯罪的官僚，不得遽用刑讯。皇族尊贵，身份高于常人，“皇族有谴，皆不持讯”是其时惯例。当属籍疏远的宗戚恃特权凌法令十分严重时，朝廷规定“诸在议请之外，可悉依常法”，缩小了享受特权免刑讯的范围。总之，在北魏后期，周礼规定的“八辟”已成为广泛适用的法律制度，特权阶级从告诉开始，就合法地实际享有异于常规司法程序的优待。
　　（3）亲属相犯依伦常断处，礼别上下贵贱、尊卑长幼、内外亲疏。家庭中，尊长对于卑幼有几近绝对的统治权、管教权。卑幼对尊长则须恭谨孝敬，惟命是从。因为亲属之间天性难夺，而又尊卑身份不同，按照儒家的伦理思想，亲属相犯，罪名和刑罚也应不同，追究刑事责任的原则该有差异。北魏后期对亲属相犯，拟罪之前，先查清相互之间的亲疏尊卑长幼关系，再依据服制详定刑罚等差，或加重，或减轻。凡是卑幼伤尊长，如杀祖父母、父母，处分重于常人相杀，所谓“害其亲者?”。 反之，尊长杀卑幼，刑事责任轻于常人。“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杀子孙者五岁刑，殴杀者四岁刑，若心有爱憎而故杀者，各加一等。”但如常人相杀，则处死刑。又如，常人之间，“掠人、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者，死。”但卖子只处一岁刑；卖五服内亲属如系尊长处死刑，如系周亲及妾与子妇者处流刑。由此可见，犯罪主体的特定伦常身份对于定罪量刑的重要影响。亲属相犯依伦常断处加强了礼在刑法中的比重，凸显了北魏法律规范的伦理色彩，将法律以伦常为归宿的发展趋向一展无遗。
　　3．春秋决狱，春秋决狱，即在法律之外，引据公羊春秋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之要义评决狱讼。在汉代，春秋决狱十分盛行。孝文帝太和改革掀起了复礼议礼的热潮，儒家经学披靡风行。居津要者喃喃于朝堂，议事议政动辄引据经义，且以经学修养自淑自炫自重。此风气歆动流俗，比附经义论罪名、定刑度的春秋决狱愈演愈烈。一系列儒家具体法律观点由经义抽绎出来后，被贯彻于司法实践，北魏法律向“应经合义”纵身发展。
　　北魏比较典型的春秋决狱案例：
　　雁门有人杀害其母，刑虬引据“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必诛”，论证逞凶肆恶害母的罪行不可轻恕，主张对凶犯之子也应处以连作从死，才是忠孝之道，存三纲之义。刑虬又提出，如若引用春秋“父子罪不相及，恶止于其身”的用刑原则，对害母凶犯之子即使恕死，也应将其流放荒远之地，禁止匹配，使凶恶之类杜绝繁衍流传。最终此案依刑虬的建议凶犯之子获刑。
　　偏将军乙飞虎丧父，朝廷给假二十七月。虎并数闰月，诣公府请求复职。领军元珍斥责乙飞虎“麻衣在体，冒仕求荣，实为大尤，罪其焉舍！”主张引用《违制律》“居三年之丧而冒哀求仕，五岁刑”的规定惩之。三公郎中崔鸿抉隐究微，一一?综郑玄、王肃、杜预等博学硕儒计算丧期的方法，斤斤计较仔细推算后，断定乙飞虎是丧期恰满，不算冒哀求仕，但又责备他毕竟求职过于匆匆，“于戚之理，合在情责”。为惩罚其哀戚不切，判处鞭五十。
　　4．明法慎刑与“覆治之律”北魏后期，士大夫们充分阐述儒家罚必当辜、不枉不纵的刑罚观点，使法制向明法慎刑方面显著发展。与此同时，北魏政府采纳郎中辛雄的建议，规定了关于及时有效地纠正错判和处理上诉案件的“覆治之律”：“律文，狱已成及决竟，经所绾，而疑有奸欺，不直于法，及诉冤枉者，得摄讯覆治之。”也即是说，当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之一，即应予以复审：其一是对于“已成之案”，即已发生法律效力或已经执行的判决，若发觉其认定事实有误或适用法律失当，或有枉法徇情，出入人罪之嫌的；二是判决完毕，被判刑之人及其亲属向有关部门申诉冤枉。覆治之律的出现，说明北魏法制在向礼法结合的实体化发展之时，也为提高刑罚效益，自觉地补救本身的缺陷，不断在技巧和细节上改造完善自己。
　　由孝文帝法制改革激起的儒学复兴和喧腾于朝野的议礼热潮，是正始以后经义全面占据法律领地的巨大驱动力。礼教观念几乎是前所未有地影响着法律，要求以法律权利的形式得到切实的确认。相应地，法律也越来越多地确认其存在，大量的礼教内容被提高到法律保护的地位。比较孝文帝改革前后违礼案件的多寡，处理案件的方式差别，再联系官当细则的完善，犯罪留存养亲等制度的建立，可看出，北魏后期法律活动的重心已从先前切实保护君权逐步扩展到保护官僚所代表的阶级特权，保护父权所代表的宗族秩序。刑罚观也由重报复重威慑向威慑教化并重转移。北朝法制正在向优化刑罚总体效益的方向前进。经由多次修律而总结汇成的正始律，作为北魏律之定本，集中了封建法律制度在北魏获得的适合其内在规律的发展成果。它的颁布，标志着北魏法制儒家化基本完成。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